【摘 要】
：
柏拉图和刘勰分别是中西方经典文论基础的奠定者，但至今少有对于他俩的文学形上学的比较，尤其是阐明相同之处而非强调差异的比较。本文尝试做这一工作，为的是寻找一种普遍的诗学。而两者比较的共同基点在于他们都他们都是在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的界限内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文学观也是模糊多义的。
【出 处】
：
“当代外国文论及其跨文化旅行”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柏拉图和刘勰分别是中西方经典文论基础的奠定者，但至今少有对于他俩的文学形上学的比较，尤其是阐明相同之处而非强调差异的比较。本文尝试做这一工作，为的是寻找一种普遍的诗学。而两者比较的共同基点在于他们都他们都是在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的界限内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文学观也是模糊多义的。
其他文献
罗兰·巴特在《S/Z》中提出了"契约叙事"和"叙事商品"这两个概念,突显叙事的交换功能.本文探讨了"契约叙事"和"叙事商品"的独特性,以进一步理解叙事的强大力量及其根源.在"契约叙事"的执行过程中,生产、销售与消费三个过程融为一体,叙事从生产对象逐渐转变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这使"叙事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也使得"契约叙事"无法控制.
罗兰·巴特是将符号学理论用于视觉传播领域的先驱,他1957年写成的《神话学》和1964年的论文《图像的修辞》都生动论述了符号理论与视觉传播的关系,至今仍是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和文学等专业相关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的著述表明:在视觉传播中,图像符号比文字符号更深入人心.同时,巴特也说明了同为图像符号的照片、影视、绘画这三者的区别.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学院建制意义上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始终坚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问题与公共政策领域的论争,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批判性知识生产.霍加特敏锐察知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前瞻性地将当代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以学术问思的严肃姿态展开对战后工人阶级文化的细致分析,揭示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的文化意义,既成功实现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视域转移,也在很大程度上积极推进了战后的
“非对象化”的实质是在诗艺领域中取消主客体的分立和定位，即不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定义诗艺的本质。非对象化诗学的发生和漫衍不只是20世纪诗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它同时是20世纪极为广泛、深刻的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擅变的表现。海德格尔等人的非对象化诗学在整体上共同地呼应着20世纪哲学思潮、文化思潮对于主客体二元范式的颠覆。同时，它们又展现了各自的风采。
德国戏剧理论家G.E.莱辛曾经说过:"文学作品的核心是行动,也就是在时间中流逝的过程,因为话语具有时间的长度.……在这一点上实体在空间中的排列对比同话语在时间中的连贯延续相冲突"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艺术世界的客体与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具有某种联系,二是时间和空间本身处于某种关系场中.那么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内涵是什么呢?它们与艺术客体,尤其情节处于一种怎样的联系之中呢?本文的重心在与体裁意义相关的时
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一种重新向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学派创立和研究的核心术语.它提出了一个文学研究不能不正面应对的研究对象准确性问题,对文学学科发展的科学方向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巴赫金在尊重文学史传统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的形式和“文学性”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大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应该以辩证的态度采取系统的观点，文学艺术应与他者，特别是与现实联系起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应该“避免那种狭隘化的不合理的，没有方法论根据的作法
20世纪下半叶，伴随"语言学转向"的，是人文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诗性转向"。当代中国文化"诗性转向"的大规模发生，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其文化后果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化意义生态的改变：诗性符号上升，诗意下降，意义生活正在丧失。旅游业的遍地开花，农家乐从城郊向广大乡村的入侵，"桃园"逐梦式的候鸟栖居，传统民居被替代为一体化的"新农村"装扮，农田被集约性的美化，坡地在果园中整齐划一，如此等等，诗性符号大规模地
西方文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批评大师的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重视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彰显他的文化政治批评特色。九十年代及以后他注重从美学的角度加强他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他的学术思想和风格在不断地变化，但他一直对女性主义批评情有独衷。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是他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方法。
米勒将文学修辞性阅读看作道德伦理行为，指出理解隐含于作品之内的本源，旨在纠正任由个人意识或读者群体意识主导下的偏离文本的文化阐释；通过揭示并释放文学语言的异质性，米勒继承和发展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并将之延伸和拓展至文学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有助于发挥言语行为的有效性；通过对电子媒介等文化政治工具的批判，米勒揭示了现代传媒技术对自身、公共和私人空间定义的述行性颠覆，以及媒介改变社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