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苗疆是我国传统体育项目最集中、种类繁多以及传统体育文化最多样的地域,民俗生活中蕴藏着多样化的传统体育仪式。仪式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表达,内含该族群的认知图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等方面,也就是说仪式是该族群的文化标志。西方人类学有关仪式研究,主要遵循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以及对仪式的宗教本源和社会行为阐释的两条逻辑思路,并将仪式延伸到无所不包的研究空间。国内外关于仪式研究集中于宗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视角,有学者侧重于仪式与体育、仪式与传统体育等方面研究,较少涉及传统体育仪式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展现历史形貌和人们理解知识的载体,仪式的符号意义和符号形式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解释空间。苗疆传统体育仪式作为重要的符号象征体系,内隐着地方文化的认知图式和思想观念,规范与引导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倾向。现代社会的"去魅化"折射出宗教信仰与传统劳动生产方式的位移,苗疆传统体育仪式对宗教信仰依附性弱化,趋向于宗教仪式、审美仪式、社会仪式的多向度交融状态,这种仪式结构重组与社会功能再塑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传承与嬗变过程中,这三种仪式形态是如何表现与相互作用的?国家权力、地方文化、村落精英、民众等力量的互动与博弈关系对仪式重构产生哪些影响?仪式结构的重构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社会功能?围绕这些问题,结合仪式变迁理论与田野调查资料对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传承与嬗变做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运用数据库检索、图书查阅、古籍借阅等多种渠道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梳理、整理和运用。口述历史法:课题组前期多次前往湘西州岩头寨村苗族跳香舞仪式,对其传承人、专家学者、县文化部门领导、参与民众等进行访谈,并以录音、拍摄方式进行记录,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法:以湖南省湘西州岩头寨村为田野调查点,对与跳香舞相关的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社会结构进行参与式考察,形成民族志文本。研究结果:形式重构: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的触角通常难以企及那些山高水远的边陲之地,天高皇帝远的民俗生活是高度自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国家权力染指与嵌入地方社会,组织跳香舞的器材、仪式场所、法器等相关物理空间场域几乎毁灭殆尽。全能国家时代结束,市场经济成为主旋律,就此国家与社会通过交换来界定相互关系。从传统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民俗生活场域消解,劳动生产环境改变,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形式结构相继发生重构,即从以前的"民俗生活形态"转向舞台化的"仪式展演形态"。关系重构: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关系重构,隐喻国家象征、宗教信仰、地方传统、民众等权力关系重组。苗族跳香节开展是湘西州古丈县政府、社会精英、民众的博弈与合作,也是国家在场的仪式剧场表演。伴随传统体育文化逐步脱离生产劳动的原生态环境,苗疆民众的宗教信仰出现松动,仪式表现出消解态势。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促使仪式进行重构,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于民间场景实践过程,国家的建设采用与民间仪式展演进行互相利用的行动策略,达成"一种政府行为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共谋"。意义重构:依附于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现已从以往民俗生活的一项"生存技术",转向以仪式展演形式的生活经济资本获取的"权力技术",这种转向源于人们对自身基本生命需求的关照。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形式、关系和意义重构,形塑着其社会审美、社会化、社会记忆和社会整合等社会功能,塑造着苗民的审美认同、族群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地提升苗民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研究结论: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传承与变迁,应该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所构成的文化整体背景中去研究。伴随现代社会转型,苗疆传统体育仪式从民俗生活的"生存技术"转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这就引起我们对仪式变迁中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政府行为与地方性知识互动关系的关注,具体要考虑国家象征、地方精英、村落苗民等主体间的博弈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新生力量都需要被同等重视,切莫求此而失彼。苗疆传统体育仪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它们都交织在社会生活与权力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之中。苗疆传统体育仪式传承与嬗变处于一种传统化与现代化相互对话的过程,一方面要强调现代化背景国家行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重视传统民间力量的生存智慧,协调好"再造传统"与"延续传统"关系。探讨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多元化社会功能,不断挖掘不同仪式形式所具有审美、社会记忆和社会整合等功能,阐释苗民的审美认同、族群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价值,进而理解苗疆传统体育仪式的自觉传承与保护的动因,为筑牢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