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被迫现代性”的历史事实规定了中国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路径选择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度”的正确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就会逐渐丧失自我而缺乏自主创新：如果奉行国粹主义，就会走向因为闭关锁国而变得更加贫穷落后。作为世界现代性潮流的重要一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解构真实性、颠覆传统性和极具宰制性等道德困境。“颠覆”之余急需要“重树”，“解构”之后意味着“重构”，“危机”之中寓含着“转机”。职是之故，中国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需要一种他者伦理学的视野，需要一种积极伦理学的方法，尽可能地规避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困境，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主旋律，不时以后现代精神反思和回望人们自己走过的路，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创造出不同于西方且持续健康的中国现代文明，进而“重树”因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颠覆”了的社会道德体系，“重构”被其“解构”了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人格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以期实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在传统文化认同、社会关系认同和人格同一性认同等方面出现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