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学角度解读翻译过程的新理念，将翻译学纳入到大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的一种模式，适应和选择是它的两个核心观点。该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的学者都对该理论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相关研究，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理念。国内以胡庚申为代表的学者们纷纷对生态翻译学理论撰文著述，进行研究，具体阐述和例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功能。随着生态翻译学一系列术语和概念逐渐形成体系，其基础理论研究已显雏形。它已经被应用于文学翻译、商务翻译以及口译等方面的研究，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发展。本文就是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释文学翻译的一个尝试。
　　 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并解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首先，这篇论文着重介绍了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理论术语；其次，简单回顾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学者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现有研究；再次，论文分别介绍了The Catcher in theRye原文及原作者和两个中译本及译者的基本情况；最后着重对比了施咸荣和孙仲旭在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各自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发现其中的差异，并分析了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定自己的翻译动机，翻译过程中的遣词造句和翻译策略的。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这两个版本之间的翻译生态环境很不相同，这直接影响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和选择的策略。施咸荣翻译该作品时，社会政治环境处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翻译的生态环境，而且译文的读者群局限于内部人士和部分官员，因而施咸荣的译本政治目的很明显；而孙仲旭翻译之时，政治环境已经相对宽松，读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也相对开放，而且他扩大了自己译本的读者群范围，并切实考虑了很多情况下的读者接受性，因而孙仲旭的译本受现今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比较多。应该说，施咸荣和孙仲旭的译本，都是各自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都是为适应当时各自的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适应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