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的中心观点是,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不完全的契约的组合,由公共选择的政府制度和不完整的企业制度共同构成;这种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国有企业资本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虚置的所有权,结果是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终极(和中央)的监督和控制人,对国有企业的不完全契约的组合不能有效监督.因而,在一般的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国有企业不能像个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等一样实现有效率的生产经营,在市场竞争中必然落败,低水平的绝对公平也就毫意义.在中国建国以后,集中计划的国有企业尝试建立起来.在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备的社会计划者或者计划机制来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情况下,结果是付出巨大代价并且累积了很多问题之后不得不诉诸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价格机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按照两种思路——不完整的企业制度上的分权思路,和公共选择的政府制度上所有制的退出思路进行的.改革开放前期,只是在政府代理人与企业具体生产经营的不完整的企业制度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分权;改革开放后期到目前,一直尝试在公共选择的政府制度上改革,以各种方式寻求从所有制关系上的退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并较好地避免了其他国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然而广大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贡献与回报不一致的种种情形,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因而我们得出结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目标,大多数国有企业通过转让国有资本的方式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转让的过程必须尽可能地坚持效率损失最小和规则公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