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洋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与之相应,文学世界中的海洋意象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中英小说中都不乏书写海洋的佳作,较之于英国小说的长篇宏制,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的文本形态,比如它的笔记体性、碎片体性、寓言体性、志怪体性,等等。文本形式虽有差异,但是中英有关海洋书写的小说都蕴含了丰富的海洋意象,反映了海洋在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文化内涵、深层意蕴以及海洋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中英小说及其海洋创作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并不同步,中国小说及其海洋创作是在明清阶段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而英国小说在文艺复兴至17世纪仍处于发端阶段,其海洋书写也并不繁盛,小说及海洋创作的巅峰发展时期要晚至处于近代的18、19世纪。明清涉及海洋主题的小说既有诸如《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后文简称《西洋记》)、《天妃娘妈传》《八仙出处东游记》(后文简称《东游记》)、《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林兰香》《台湾外志》《希夷梦》《海游记》《镜花缘》等长篇小说,又有诸如《剪灯新话》《情史》《喻世明言》《型世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连城璧》《觚剩续编》《聊斋志异》《子不语》《续子不语》《谐铎》《耳食录》《挑灯新录》《夜雨秋灯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短篇小说。明清时期航海事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极大地促进了海洋叙事文学的发展,因此上述小说尤其是多部长篇小说虽然在明清时期三教归一的文化背景下,神魔斗法气息很浓,但是却蕴含浓郁的海洋气息和丰富的海洋意象。英国18、19世纪也涌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海洋书写佳作,比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蓝登传》(The Adveodntures of Rerick Random)、《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 Lovers)、《珊瑚岛》(The CoralIsland)、《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吉姆爷》(Lord Jim)等。本文聚焦中国明清阶段和英国18、19世纪即中英海洋创作繁盛时期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在界定海洋意象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中国和英国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并对它们进行功能上的分类。明清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以海神想象、海岛仙话想象、岛人想象、海上航行、航海事业、海洋财富、海权和海防意识以及海外诸国想象等为主。通过梳理可见,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文明传统带来的遥望海洋的视角深深地影响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从明代到清代,随着人们的海上活动更加活跃,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加,小说中的海洋想象经历了发展变化:从居于海中的各路海神和仙人描写到海上的各类精怪野人描写,从海岛风物的仙话描写到更加世俗化的描写,从海神拥有的奇珍异宝描写到海洋蕴藏的珍宝描写,等等。但是这些海洋想象仍是将神、魔和海洋相结合,以“变异海洋”为主。当然,随着清代尤其是清晚期人们对外部世界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小说中的海上风暴、海岛居民、海洋经济以及海防事业发展等都有了更加“身行”性(即参与性和现实性)的发展趋向。英国18、19世纪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也主要以海上航行、航海事业发展、海洋贸易、海洋经济、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海盗形象以及海外国度等为主。在古希腊海洋文明、海洋岛国环境和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国家海洋力量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无论是航海动机、航行中所遭遇各种危险、航海的专业技能,还是荒岛求生、海洋贸易、海洋捕鲸等,都更以崇力、求真、求知、开拓、探索为特征。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水手形象及海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英国不同时代的精神要求。海洋力量崛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对海洋的探索、开拓及征服;建立海上霸权、控制海上贸易时期,英国人的海岛生存、海岛探险体现了由“斗海”向“亲海”的变化;19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危机、逐渐丧失贸易垄断地位,英国航海活动缺少了本该有的激情和活力,也缺失了目的和方向。英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社会现实的变化与发展体现了英国人追求文明和秩序的阶段性差异。本着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本文试图从海神想象、海洋获利方式、海上航行、海上力量生存伦理以及海外异国想象等方面比较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探寻不同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方式上的异同,并综合中西哲学、文化、历史等多维视角,解释中西海洋意象异同的成因,实现由浅层次异同比较到深层次文化探源的跃进。论文通过对比显示,中西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对立观点造成了中英小说海洋意象的呈现差异。以向内聚敛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来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种“重道轻器”思想决定了中国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不以探究自然、战胜自然为最终目的,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主流强调入世观念,大多数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关注社会人生,但是当理想受挫,转而独善其身的时候,海洋往往成为中国文人寻求解脱的心灵寄托。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人的作品中,海洋寄托着很多审美想象,成为中国文人寄怀抒情的载体,而不是探究如何通过掌握“真知”来探索海洋、战胜海洋。文人与海洋,充满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蕴;而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从根源上就埋下了“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聚敛相反,西方文化的发展以扬弃为特征,融入了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强调融合更新、向外超越,突出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认为理智能力是人类心灵的根本特征。这种文化有对功利的向往,同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因之,英国小说中海洋意象的呈现更加突出人和海洋的对立,强调人如何通过掌握科学知识来探索海洋、征服海洋,以实现开拓疆土、侵略扩张、发财致富的梦想。中国的海神尤其是四海龙王和妈祖在履行维护海上安全的职责时有一定的海权意识,但他们并不好战、不好侵略,亦没有霸权意识,而海神波塞冬则虚荣好战、睚眦必报,体现了侵略者扩张和掠夺的野心。中国小说中的海洋贸易具有机遇性、偶然性、异化性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而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参与航海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海洋经济和海洋贸易活动也充满现实性、目的性、掠夺性和殖民性。中国小说中海岛的神秘、超脱意境和仙话的海洋、航海描写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实践找到了最佳的现实渠道;而英国小说更加善于真实地描写海上航行和海上冒险,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主人公们努力去了解并驾驭自然,不断与自然抗争。中国小说中,海外诸国被看作中华帝国陆疆的延伸,表达了“以夏变夷”、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小说作者们的海外诸国遐想不会超出封建道德准则的范围;而在英国小说中,主人公对海外国家的了解是通过他们不断探知、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反省来实现的。在象征国家海洋力量的军舰上,个体生命价值观亦分别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中国小说中,为了应对海上妖怪的威胁,个体须服从整理利益的价值观决定了遭遇危机之时,个体只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保全船队安全;而西方近代伦理学虽注重整体中的个人本位,但海上生活的艰辛、战争的残酷以及对外贸易利益和战争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海洋和内陆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在英国小说中,个体的身体和生命只能遭到无情的伤害和轻视。本文打破以往相关研究局部、零碎和孤立的局面,从宏观到微观对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研究,探究海洋发展是如何以文人心态意绪为中介向艺术思维渗透,海洋意象又如何同哲学、宗教、民俗等文学的相关领域发生联系,从而更准确地认识中英小说海洋精神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海洋意象研究既可加强我们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中英海洋文明发展历程的了解,又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中的海洋具有独特的诗学和文化价值。中国既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文学大国,海洋的影响与海洋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文学之中。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结合中国和英国海洋题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审美资源,可为我国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构建提供话语和审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