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失衡与东亚奇迹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是将经济失衡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似乎成为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救命稻草。而作为经济失衡一方的东亚也遭遇到危机的严重冲击，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已迫在眉睫，经济转型将会是东亚在危机后面临的严峻挑战。那么，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与东亚经济转型之间是否有联系，东亚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将构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转型也不再是一个新问题。本文从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研究的综述中发现，无论是基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新形态还是中心—外围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全球经济失衡的逆差方，即具有金融比较优势的国家或中心国，也就是美国；而调整失衡的压力则主要由处于金融比较劣势的外围国即全球经济失衡的顺差方东亚经济体承担。虽然调整的压力集中在东亚，但理论研究却大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逆转，而关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逆转的研究却不多。本文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切入，探索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和发展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东亚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首先，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分为两个阶段，即“美日失衡”和“美中失衡”，从贸易和金融两个层面分别选取相应的度量指标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进行考察。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全球经济失衡最显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并存，尤以当前的美中失衡最为显著。那么，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就不能只考虑对贸易失衡的调整，还应该考虑对金融失衡的调整，以及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定义了国际分工新形态，即“金融国家”和“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具备成为“金融国家”条件的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和“贸易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全球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这一过程，它既是“金融国家”金融霸权的表现，也是“贸易国家”依附霸权困境的真实反映。其次，本文探讨了东亚经济转型的内涵与本质。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本文对经济转型的一般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和认识，本文认为经济转型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制度变迁为基础，以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为动力，渐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在引入“产权分工”的概念后，本文将金融发展纳入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并认为它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本文在结合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据此揭示出全球经济失衡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东亚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找到能够改变东亚“贸易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新形态中对“金融国家”依附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分工则是推动东亚经济转型的动力。在以上对全球经济失衡和东亚经济转型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以往关于金融发展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数都是通过理论或实证检验证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或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过程中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将制度和分工纳入到研究体系中，重视制度和分工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没能将制度、金融发展和分工同时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对金融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也较少。在庞春（2009，2010）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启示下，本文将金融发展引入分工体系中，也就是将经济中的金融部门视为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庞春（2010）三产品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四产品模型及其拓展。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揭示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即金融发展在制度效率和金融交易效率的改进下推动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结合理论研究的结论，对东亚经济转型得出以下启示：若要改变当前东亚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依赖的现状，东亚区域内制度效率的改进、服务部门交易效率的改进以及金融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关键。制度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改进将会推动服务部门内分工的深化、个体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服务部门的发展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发展将会带动区域内有效需求的增加，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换言之，东亚若要减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区域内服务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关键，而服务部门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第五章中，本文运用静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和序列相关检验及Sargan检验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实证结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危机后的经济转型进行相应的预测，揭示了金融发展在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和东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此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所得结论。第六和第七章分别从区域合作层面和国别层面对东亚经济转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东亚经济转型在区域层面上需要区域内各经济体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合作；东亚经济转型在国别层面上即中国经济的转型，使之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和金融资产提供者，其本质是金融发展的转型，归根结底是相应的制度转型。因此，东亚经济转型的本质是制度效率和交易效率改进下的金融转型。只有实现了金融转型才能真正有效地扩大东亚的内部需求，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扭转现阶段东亚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劣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