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清末的近代法制转型改变了中华法系礼法不分、引礼入法、法自君出、重刑轻民等几千年的法律传统,然而,法制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进程中,难免出现中西法文化的对弈。传统并不意味着腐朽与保守,资产阶级法制也不意味着先进与适合,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表现在近代中国,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从内容到形式均以西方法律为模仿和借鉴,输入西方近代法文化的法律移植过程。近代法制转型的实质,即是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转变的两种法制模式的混合。以近代法制转型为历史背景,经济变革、资产阶级政权初步建立、国人思想意识转变等内外形势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法律精英本身也开始了近代转型,从传统的“士”过渡到运用法律思维方式、融通中西方法律、掌握一定法律技能和具备一定法律道德的近代法学家、司法官和政治家群体。这类社会群体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内,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立法层面的一系列法律活动,清末,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等主要立法机构中的先进人士不顾礼教派的阻挠,修订和创制了大量近代法律。虽未及颁布实施,但转型势头已现。民初延续清末立法状态,主要以制定法律为主,法制转型如火如荼,遗憾的是整个法制转型只完成了文本意义上的转变。法律精英的作用,在于通过法律创制、法律解释、构建新中华法系、开展近代法律教育、引进比较法等方面进行传播和引导,充当不同的角色以发挥转型时期的特殊效用。动荡复杂的历史机遇,法律精英立足国学,运用西方学说与观念,力求使得中国法律与世界体系接轨,开阔了时人的视野,拓展了法律研究的范围,改变了中华法系的格局。当然,法律精英的法制改革活动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法治理想——制定良法、追求宪政、收回治外法权、倡导法治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需要历代法律精英前仆后继不懈努力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