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村民自治在全国的推行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在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人在解放区就尝试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选举，如“蚕豆选举法”，或许可以视为现今盛行的村民选举的“序曲”。建国后，在农村延续了乡村选举的做法，通过选举产生村长。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六十条”中也有大队长、管委会委员、生产队长由社员选举产生的相关规定。一些乡村也在按照这些规定实施选举。乡政村治之后，村委会选举渐渐朝着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通过梳理有关村级选举的有关文献，笔者发现，学者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及正式实施后的村委会选举，对区乡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级选举研究甚少，从历时态的角度阐述、对比前后不同时期村级选举的论著更为鲜见。本文以河北G村为调查地点，展示这几个阶段，村级选举的不同形态。从文字的选举制度到乡村社会具体的选举实践，村级选举受到来自国家、社会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区乡时期，国家制度的介入、村民刚刚得到解放的兴奋与新奇、具有威信的乡村精英的动员，拉开了G村选举序幕。人民公社时期，ND公社对选举制度的强力推行、村民和村干部紧密的利益关联以及村干部的热心为公，使这一时期的G村除了文革初一段时间的混乱外，基本都能顺利进行干部换届选举。 乡政村治时期，以乡镇为代表的国家力量逐步从乡村退出，使村庄有了较大的选择和活动空间，镇领导的动员能力日渐减弱。家庭责任制下，小农化的家庭经济减弱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改革开放创造的就业机会，使许多农民不再单纯依靠农业的收入，村民对集体的依赖程度日减降低。村干部—村民的利益关联松散，村民们不再关心村干部的人选。在没有任何集体资源情况下，村干部一职不再有吸引力。G村的村级选举无法推进。 ND镇其他能够推进村级选举的村庄与G村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它们有集体资源，村干部有获利空间。那么，集体资源贫乏村庄的村级选举出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