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由于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政治廉洁程度而备受世界关注，发展的原因也备受争议。它1965年实现独立，到现在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当下，学术界对新加坡的研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范畴，转向了对经济发展的原因探究和政治发展模式的讨论。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认定新加坡是权威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速度都是受权威主义的影响。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新加坡的一党制、李光耀的个人巨大作用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等。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既然新加坡的模式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它当然应被划归到权威主义的行列。同时，学界也存在另一种不同的主张，认为新加坡属于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是有别于西方的，它是一党长期执政，但不是一党制；它受李光耀巨大个人作用的影响，但他不是专断的个人绝对权威，而是精英人物的代表，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多元动态治理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多都使得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逐渐提高，参与的途径逐渐增多，民主性增强。同时，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共同体主义观念也保证了新加坡的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新加坡的竞争不是无限的竞争，而是一种“有限竞争”、“有限民主”，还有人称之为“托管式民主”。本论文应用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考察，引入了四个考察变量，即：外部压力、内部冲突、观念引导和精英作用。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模式或是道路的选择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制度的形成及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其发展走向民主或非民主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内部的冲突、新的理念引进和精英的引导四个方面。新加坡的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主义国家，也不是完全符合西方路径的民主国家。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是和自身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和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外部压力、经济发展转型的内部动力、西方法治理念和东方仁治传统相互融合下的观念的引导以及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精英人物的推动四个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走向了精英民主政治的道路。我认为新加坡不是权威主义国家，而是精英民主国家。原因在于：第一，学术界对民主与非民主的划分中，将绝对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划在了非民主国家的行列，而把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有限民主划分在了民主国家行列，这也是政治学理论中得到普遍赞同的划分方法。而新加坡是有限民主，既存在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也存在自下而上的运行，且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除了政党还有别的，所以不能划分到权威主义国家行列。第二，在新加坡，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动态的、流动的。既有精英内部的流动，即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流动，也有精英的外部流动，即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流动。民众通过合理的途径有可能转变为精英，进入精英群体。精英如果不能保持在本领域的优势地位与作用，将会被淘汰出精英群体，成为大众中的一员。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循环流动。第三，在新加坡，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利益代表关系，精英代表大众利益进行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而民众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与回应。而实行权威主义的国家，精英和大众之间往往是一种利益代替关系，精英完全代替了民众的利益和表达诉求的权利。总之，绝对不能以西方判定民主非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而要从新加坡特殊的发展历史、先进——落后的二元发展环境以及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内二元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这样做出的判断才是科学合理，才是有说服力的。综合分析，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属于精英民主政治，学术界所讲的“有限民主”和“托管式民主”从本质上讲都是精英民主政治，即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最优秀的精英进行统治。本论文首先对权威主义和精英民主进行了比较分析，二者有着很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民主与非民主的本质区别、精英流动性与封闭性的区别、精英与大众利益代表和利益代替的区别等，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权威的精英人物发挥作用有没有一种民主制度的制约、监督和保障。接着以典型的权威主义国家韩国（1960-1979年）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了权威主义向精英民主政治转型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应用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考察了新加坡政治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形成自身发展模式的四个方面因素，即：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和英国撤军带来的外部压力；政治经济发展诉求与本身地小人少、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下形成的鱼尾狮智慧的引导；各行各业精英人物的强力推动。在这四个变量的相互作用下，新加坡形成了适合自己的精英民主政治结构。再次，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考察了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政治结构，主要是从制度基础、法治基础、政治行为主体、信仰与价值观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制度基础主要考察了新加坡的国会和政党制度；法制基础主要侧重论述新加坡法律体系的形成；政治行为主体主要包括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信仰与价值观方面主要是从新加坡的精英教育着眼进行的考察。最后，对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政治进行了评价和展望。我认为，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政治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制度，形成了合适的文化土壤，培养了新生代的领导人及越来越多理性的公民。同时，在后李光耀时代，论文分别考察了吴作栋和李显龙时期的新加坡政治，认为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这种既定的精英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也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政治固然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以自身的成功向世界表明，民主政治不仅仅有西方国家一种模式，西方的民主标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既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又形成了完善的制约和纠错机制，精英民主政治发挥了最大的效能，值得进一步关注。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比较和对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成因、结构的考察，可以判定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属于精英民主，而不是权威主义。论文的结论意在探讨一种不同于西方标准的民主模式，即立足于实现并实际实现了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在大多数人的意愿得不到满足时有一种纠错机制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才是民主政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