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波未平,欧洲债务危机一波又起,这使得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始终未能消除,也使得人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以便正确认识、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本文以机构部门视角探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梳理,也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与丰富。现实中,理清关系、找出问题根源,对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提供一些建议。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建立以来,中国经济无论是在总量还是人均数量来看都呈现出高速上升态势,而金融发展的贯穿始终不禁让笔者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金融发展是主动的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被动的跟随经济增长?两者孰是因、孰是果?谁是需求方、谁是供给方?影响方向是什么?作用程度又如何?为什么会呈现某种关系?怎样转变这种关系?这些都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内容。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本着“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理念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及其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总结回顾了经典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然后,描述并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包括经济规模、密度、发展模式和机构部门构成。再然后,描述并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状况,包括金融规模、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其中金融结构分析主要从金融资产和部门融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接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了实证研究结论：实体企业经济与金融发展满足“需求跟随”关系；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满足“需求跟随”关系；经济现代化与金融发展满足“供给导向”关系。同时,将金融发展理论与经济金融关系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以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状况的分析作为现实依据,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合理解释。接下来,总揽上文,得出本文研究结论：中国金融发展优化了机构部门结构,推进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中国住户部门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中国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非市场化因素和金融效率问题影响了金融功能的发挥。最后,本文将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效率问题和非市场因素作为入手点,提出了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从“需求跟随”转化为“供给导向”的政策建议：调整与优化金融结构,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状况：明确政府部门在金融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健全金融市场的法规体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二：第一,指标计算和处理。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研究的国内文献中,涉及计算金融资产总量时,很少有将国外资产囊括进来,随着我国国外资产总量的增大,这一部分已经不能被简单的忽略处理。在计算例如金融相关比率(FIR)的存量比流量指标时,绝大多数学者将二者直接相比并不合理。因此,本文在计算金融资产总量的口径中包括了国外资产,在计算类似FIR等指标时也做了相应处理。此外,本文在消除价格影响因素时,用以1992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作为价格指数。第二,新视角。本文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以机构部门的新视角去探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这是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中不曾出现的。本文的不足也有两处：其一,数据有限,样本较少。现有公开的机构部门增加值中,只能获取1992～2008年的样本数据;国外资产总量数据不完整,无法全部囊括,只能以外汇储备近似替代。其二,质疑可能。作者认为当金融功能不断升级并充分释放时,会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尚不能用实证分析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