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类心灵的痛楚是贯穿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根红线。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论述。一是论述他关注人类心灵痛苦的心理体验，认为：童年经验使他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诱发了他关注人类心灵痛苦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感的萌芽；他所处的文化环境逐渐强化了这种审美倾向；悲悯情怀是他关注人类心灵痛苦的核心因素。二是从他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出发，分别从人性困惑中的性苦闷和社会生存困境中人的“异化”两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作品中人的心灵痛楚的实质，认为他早期的作品主观性强，带有自传体色彩。三是从《纽约客》出发，先探讨母亲去世和置身异域的双重刺激引发的生存思考，认为他写《纽约客》，是为了展示中国人生存本身的某种悲剧意味，从而勾画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概念对于中国人生存的意义；然后再论述留学生产生迷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心的双重漂泊，他们自我放逐的失败命运是白先勇对生存思考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母体文化式微的背景下，身负这种文化的人在强劲的异质文化面前的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四是从《台北人》出发，先是探讨作品具有深邃的历史感的原因及内涵，认为他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命运的身不由己；接着论述不同性别人物的乡愁实质不同，他们的乡愁，是时间和空间交错盘结的乡愁，也是具有性别差异的乡愁；最后，探讨《台北人》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死亡（作为表现主人公性格的陪衬的死亡、心死、身心俱死、人物的死代表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终结），以及面对死亡的心态，从而论述从死亡中所窥探的作者的悲剧意识：人的命运根本就无法由人来掌握，死亡是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