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今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日益关注的重大课题。以主银行体制为特征的日式产融结合模式，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跌宕起伏，走上了一条由盛及衰之路，也同样引起了世人的反思。这一切，对于处在转轨经济关键时期的中国，无疑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意在通过剖析日本主银行体制的兴衰，联系中国的国情现状和当今世界产融结合的发展趋势，探讨如何建立中国的主办银行制及最终如何确立中国的产融结合模式。　　日本的主银行(main bank)体制，是指银行与企业间长期保持的特殊交易关系，它表现为银行既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又是企业股份中的重要持有者，同时还向企业派遣经营人员，并在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时进行调控和救济。日本主银行体制脱胎于二战前的旧财阀制度，确立于战后初期，作为日本产融结合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始终贯穿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以其独特性成为日本型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1945-1954年的经济恢复时期;1955-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4-1985年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1986年至今的“泡沫经济”及调整时期。其中战后的高速增长和“泡沫经济”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成为近几年来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主银行体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又起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用:在高速增长时期对经济腾飞的有力支撑;在“泡沫经济”时期对经济危机的推波助澜。尤其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后，主银行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逐渐暴露出来，这一方面说明了主银行体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不可能存在一个在所有经济发展阶段或不同特征的经济环境中都保持最高效率的金融体制。　　分析日本主银行体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和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可以更清楚地看清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起伏跌荡，主银行体制由盛及衰的发展轨迹，并从中找到答案。同时，这种分析也为现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在考虑重塑银企关系、建立健全中国的产融结合模式时如何利用主办银行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依据。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极其相似，两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客观上为中国推行主办银行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主要的，是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供给制”早已使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难以分割的利益关系，加上现时期市场经济主体的不健全和直接融资市场的不发达，主办银行制成了中国经济转轨过渡时期重塑银企关系的必然选择和构建产融结合模式时的首要出发点。　　主办银行制自1996年开始在中国试行以来，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中日两国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根本区别及现阶段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中国的主办银行制不可能发挥出同日本模式相同的对经济发展的绝对支撑作用，尚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之处。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又使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非公有制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分层次设立不同的融资机制，兼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共同发展，使中国的产融结合模式走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道路，是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