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韩两国破产的农村经济和贫困的农民生活吸引了众多作家将笔锋转向农村和农民，并由此引发了30年代农村小说的创作高潮。在这些作品中，金廷汉和茅盾的农村小说因真实客观地再现农村现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从30年代的农村现实出发，根据农村有关的生活经历，金廷汉和茅盾充分发挥自幼培养起来的社会意识，以如实地笔法在各自的小说中映射出30年代的农村现实。这些背景条件使得金廷汉和茅盾的农村小说具备了可比性的前提，而金廷汉的代表作《寺下村》、《抗进记》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在内容上的相似性表明两者间的比较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因此，本论文以金廷汉的《寺下村》、《抗进记》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的研究方法，从主题思想、农民形象和叙事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两者间的共性和共性所形成的原因。两者间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反观30年代中韩两国的农村现实，丰富两者的农村小说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利于中韩文学间实现更好的对话。
　　在主题思想方面，首先金廷汉与茅盾都在30年代农村贫困现实的刺激下，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真实的农村经历为素材，通过对《寺下村》中普光寺霸权和《春蚕》中丰收成灾下农民苦难的客观再现突出两者鲜明的农村现实意识。其次，金廷汉与茅盾都通过对农村现实的揭露、象征手法和人物语言来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以反衬出真挚的民族情感。第三，金廷汉与茅盾的农村小说都通过对农民苦难的生动描写表达出感同身受的底层关怀。
　　在农民形象方面，金廷汉与茅盾的农村小说都刻画了落后保守、积极健康、挣扎徘徊这三种性格的农民。落后保守的农民规避风险不敢抵抗，难逃被淘汰的命运。积极健康的农民年轻力壮、享受劳动、自得其乐、富有同情心，更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并敢于反抗，是农村未来的希望。挣扎徘徊的农民忠厚老实、常常在是否反抗间纠结犹豫，是农民群体性格复杂性的展现。
　　在叙事特征方面，首先金廷汉与茅盾的农村小说都采取了农民自我觉醒并走向群体性反抗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充分突出了农民群体的自我反抗能力。其次，两者的农村小说都通过农民和强权、农民和自然、农民和农民间冲突并存的叙事情节真实立体地展现了农村社会面貌。最后，两者的农村小说都用乡村化比喻、方言和民谣、俗语和口头语来赋予叙事语言生动感、地方色彩和农民特色，达到了自然真实的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