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问题,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发放汽车牌照,从而控制机动车的保有量,以期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难题。这项政策的出台,在实践中引发了很多争论,本文从学理上对汽车限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与否进行论证分析。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汽车限购引发的争论”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从限购的依据、方式、限购令的内容方面分析了各地汽车限购的现状,即:目前全国有七个城市进行限购,汽车购买者通过摇号、拍卖方式获得汽车增量配额指标,凭指标缴纳车辆购置税,办理汽车注册登记手续。其次,整理了由限购引发的社会争议,将其归纳为两个问题,即汽车限购是否合法与是否合理。第二章“各地方汽车限购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阐述了限购令出台的背景是,城市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日愈严重,以及政府自身利益的驱动,促使政府部门采取了限购措施。其次是对限购令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限购令造成了不同主体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违反了平等原则。限购令规定未获得指标不得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通过注册登记环节限制上路的机动车数量,但是注册登记的立法目的是方便机动车管理,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治理交通拥堵和机动车注册登记之间不存在正当的关联性,限购令违反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部分城市以突袭的方式出台限购令,没有及时公告,缺乏民主参与,没有履行正当的法律程序。最后是对限购令的合理性分析,主要是从目的正当性、基于比例原则和利益权衡原则的审查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了限购令的不合理性。车辆的存在和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以治堵和环保作为限购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同时不排除政府增加收入、交通管理不作为等不正当目的的存在。政府在治理交通拥堵的手段中,借鉴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选择了损害公众利益较大的限购制度,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违反了比例原则。政府作出限购决策没有公平合理地协调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不合理地设置了不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利益权衡原则的要求。第三章“不服限购令的法律救济”,阐述了不服限购令可以寻求的四种法律救济途径,即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复议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检察监督,并就相关程序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具体包括:细化人大监督权的实施程序,建立后续反馈机制;在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同时进行合理性审查;在现今试行行政该公益诉讼的大背景下,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