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为世界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后苏联开始了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在农业方面则表现为向土地公有制的变迁。苏联土地公有制的确立对革命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来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超级的大国的出现是有突出贡献的，也是最终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根据诺斯的最新研究，本文把20世纪上半期苏联公有制土地制度变迁理解为“可感知的现实→信念→制度→改变了的可感知现实”的过程，这一变迁是在苏联执政者领导的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土地公有制“共同信念”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这一“共同信念”来源于文化传统、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执政党的信念决定了土地政策的选择，政策实施而改变了的可感知现实的反馈使执政党的认知发生改变，随之心智模型的重新塑造带来政策的调整以及信念的调整。所以我们看到了执政党的政策从最初的《土地法令》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再到新经济政策最后是全盘集体化，而相应的执政者信念从“直接过渡”的方式调整为“间接过渡”最终又回归“直接过渡”。但执政党从未动摇过对土地公有制信念的强烈坚持。低收入人民大众的信念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对复杂社会生活的认识以及对政党意识形态动员的被动学习。民众的土地制度选择，既有经济的动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影响着执政党的政策绩效，也约束了实际的土地制度变迁。执政党的信念与民众的信念在土地公有制方面的一致性构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共同信念”，推动了20世纪上半期苏联土地制度向公有制的顺利转型。在信念→制度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动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传统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对主导者与参与者的双重约束使实际的土地制度变迁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通过对苏联执政党推行的强制型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结果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具体结论：一、20世纪上半期苏联公有制土地制度变迁是由苏联执政者领导的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土地公有制的“共同信念”推动的强制型制度变迁。二、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执政者的信念与民众的信念共同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三、意识形态的对立形成的信念的分歧是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分化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低收入群体与资产阶级富人群体的重要原因，也是执政党推进制度变迁过程中遭遇反抗的重要原因。四、主导信念至上的决策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了可感知失灵的矫正，导致了执政党强制推进土地公有制过程中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五、暴力的运用在个体信念上升为共同信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存在信念分歧的情况下，执政党为了推进公有制信念往往会通过暴力方式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如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压制及对富农群体的镇压。六、意识形态对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决定了执政党的土地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政党对低收入群体的意识形态动员是民众信念的一个重要来源，决定了民众的土地制度选择，这是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方式取得与资产阶级博弈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公有制土地制度变迁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七、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主导者和参与者有双重约束作用：一方面是主导者的土地政策中有对文化传统的利用；另一方面是参与者的土地制度选择受到文化传统的约束，直接影响实施政策的绩效。文化传统的约束使实际的土地制度变迁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