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对鲁迅后期的思想与生存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探讨。力求改变鲁迅后期研究相对薄弱,难于深入的状况。引论部分简略地考察了鲁迅后期思想与生存研究的历史发展,并阐述本论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研究视点多聚焦于鲁迅的中期思想与创作,对鲁迅后期的思想虽然有过涉及,但多停留在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的框架中,多聚焦“左联”时期的杂文创作及其作为“左翼战士”的意义与价值,既未将其置于鲁迅整个精神流变与命运走向中去思考,更没有从鲁迅内在精神与具体的生存层面展开论述。而本文旨在以生命哲学为指导,从鲁迅此一时期具体的境遇与体验,需求与渴念,意向与实践出发,去深入把握其后期的思想与生存。不仅意图深入把握其后期思想与生存的状况,同时也是对其整个精神脉象与生存图景的照亮。第一章主要分析鲁迅离开北京后在厦门、广州间辗转过程中的精神脉动。20年代中期,鲁迅在启蒙无效与个体生存极度紧张的境遇中,生发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但就在这种生命哲学中伴生着他对当下生存的否定与拒绝。这既是出于生命社会性生存的需要,也是出于生命个体性生存的抉择。而许广平的爱,则是他出走的“一条光”。厦门是鲁迅离开北京的首站。在这里,他在“穿湿布衫”的境遇中借助叙事与回忆来驱逐生存的紧张。到广州后,他首度遭遇“革命文学”。但大革命失败让他再次坠入绝望,在“血的游戏”中“思路轰毁”。第二章主要分析鲁迅对上海这一生存空间的选择,在学术与创作上的决断,并分析了他到上海后再度遭遇“革命文学”的情形。鲁迅在“何之”问题上是十分审慎的,他最终选择了上海。同时,他放弃了“学院——学术”而选择了“社会——创作”。但鲁迅却并未放弃对学术的兴趣,而是将学术的值阈与创作的值阈予以整合,不但拓展了杂文的范围,也添增了其杂文的文化厚重感、思考的睿智感与历史穿透力。随后,他再度遭遇“革命文学”。在与“革命小将”的论战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偏颇与局限,并在各种作用的推动下开始调整自我的精神与心理结构,阅读、译介并接受“科学底艺术论”。第三章与第四章主要分析鲁迅在“左联”中的思想状况与生存境遇。出于外在时代主流的推动,也出于群体相与的需要,鲁迅加入了“左联”。但他一直沉郁,直到1933年才表现出“酣战”斗士的形象。他一面创作战斗性的杂文,一面却积极地从事文化启蒙的工作,渴望以此种方式重回启蒙。但鲁迅与“左联”其他成员在精神资源上的代际差异所引发的矛盾随之展开,状况急转,内战频出。鲁迅由“酣战”转为“横站”,状况甚苦。而他之所以未曾离开“左联”,则是因为加入“左联”是其自主的抉择,也是其社会性生存的一种实践。鲁迅陷入了精神的错耦,并无法将其整合。第五章主要分析鲁迅在租界化语境下的“感应”与“攻守”。鲁迅在租界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暖昧的心态中,贯彻着自己的理性选择,也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与“文化救国”的各种乱相进行了应有的批判。但语境的变异,让其启蒙理性出现了无法应对的尴尬。新的生存境遇让其陷入了无法整合的耗散性焦虑之中。第六章主要论述鲁迅后期新的价值筹划的意向。鲁迅重新调整视界,召回自我,重建叙事,在租界语境以及自我精神困窘中完成了《故事新编》的写作。传统与历史的回望,让其带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意向,他渴望建立一种价值还原的方式来接近传统,但不可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抽象性的剥离,而只能再度在否定中超越。这种超越让其拥有了新的生命视阈,但历史及自身的局限让他无法向着新的意蕴整体进行筹划。结语部分,是整个论题内容的概括。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鲁迅一直都在为自我生存进行着新的筹划。他是在寻找一种生命主体得以建构的视界,但历史与文化的局限性让其无从获取,但却启示了一种可能性。生命的终结最终让一切可能性“悬临”,时间与存在闭合,获得了最为根本的在体性,但也留下了遗憾与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