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16条作为公司对外担保的核心裁判规则,在肯定公司对外担保能力的同时,对实施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了相应限制,但由于缺乏法律后果构成要件,未明确规定违反后的责任,以至长期以来,审判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裁判缺乏统一标准,“同案不同判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为结束司法实践中对外担保纠纷的各类观点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2019年最高法出台了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20年12月,最高法颁布了与《民法典》相配套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对外担保的裁判规则,为对外担保案件提供了新的指引,但其实施效果尚有待检验。现有对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演绎推理的方式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一类是基于社会现实对实践中公司对外担保的裁判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但现有的实证分析多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根据地区分布、合同效力、责任承担等分类进行了简单的频数统计,而未深入分析检验实践中影响合同效力认定的相关因素,实际上仍是归纳的方式。因此,本文拟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大量裁判案例的定量分析,探究影响合同效力认定的内因和外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影响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相关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本文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筛选了近六年来211份公司对外担保的案例作为样本并进行了分类量化。结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与现实情况,以合同效力作为因变量,以时间分布、地区分布、法院层级、决议瑕疵形态、担保类型、公司类型、注意义务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的实施作为自变量,利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了交叉分析与卡方检验。从卡方检验的结果得到,公司类型、关联担保、注意义务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的实施与合同效力认定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在卡方检验的基础之上进行回归统计分析,以揭示影响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内因及其影响力度,为判断不同对外担保合同效力认定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第二部分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司法态度的归纳与评价。通过对样本案例裁判路径的整理,归纳出司法实践中主流的三种裁判路径,即规范性质识别说、内外区分说以及代表权限限制说。并逐一对这几种裁判路径的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进行分析,探究其认定合同效力的关键矛盾。通过分析得出,规范性质识别说与内外区分说认定合同效力的聚焦点都是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定性,但对规范的定性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合同效力的认定往往取决于法官的个人裁判立场,而忽略了公司对外担保合同中的事实,以事实判断为重心的代表权限限制说更具合理性。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九民会议纪要》以及《民法典》对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该部分旨在探求近期的立法活动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积极意义及其实际实施效果,通过交叉分析可以得到,《九民会议纪要》的实施效果仍有待加强,并且《九民会议纪要》与《民法典有关担保部分的解释》所构建的对外担保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仍然存在相对人善意认定的标准有待完善、合同无效后公司责任承担认定路径不合理、决议豁免形式不全面以及新规溯及力不明的问题与缺憾。第四部分为对我国公司对外担保规则的完善建议。该部分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对现有公司对外担保裁判规则的不足提出了以担保权人性质为标准区分认定审查义务、回归代表权限限制说的责任承担方式、进一步扩大公司披露义务和完善章程公示机制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尽快明确司法解释中新规溯及力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