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涉罪未成年人的合理处置一直是法律与社会深刻关切的问题,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以及其生理与心理发育不完全的现实情况,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未对低龄涉罪未成年人适用成年人的司法体系,而是更注重在合适环境下的教育和矫治。2020年我国法律对低龄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置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设置了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措施以及专门针对低龄涉罪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但是该制度的行政性决定程序尚需考量,在体系化衔接,以及处置机构管理与规划上也还存在漏洞,有待进一步梳理与完善。现阶段我国对低龄涉罪未成年人规定的处置措施主要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以及采取矫治措施,其中,“矫治措施”的决定被定义为行政行为,法律增加了多个社会主体参与到低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中来,专门学校被最新规定为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处置机构。对比国外相关的制度设计,例如英国的替代性教育服务和社区刑罚执行制度,美国的少年法院及青少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德国规定于《少年福利法》与《少年法院法》的少年司法制度,以及日本双轨制的少年检察制度与作为少年矫正教育机构的少年院,他们在决定程序与执行机构设置上于我国制度构建均有可借鉴之处。通过对案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对低龄涉罪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制度的设计,发现其还存在矫治措施决定程序行政化,矫治教育措施执行任意性、恢复性的矫治教育执行效果无法保障,专门学校设置不均衡、管理体制规定缺失、分级处遇理念执行不彻底、未成年人社会化衔接不足以及未成年人转回程序瑕疵等问题,同时,由于低龄未成年人涉罪的严峻性,青少年心智具有可塑性,惩罚与教育并重的优势性,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现有矫治措施制度的依托,国外优秀制度的借鉴,完善我国低龄涉罪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从决定程序上,可以对该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明确参与主体、司法流程和执行期限,做好程序分流与权利保障,从执行机构上,可以建立社区教育矫治制度,发挥社区教育矫治的功能,以作为教育矫治措施与专门学校制度的衔接,从学校建设与管理体制方面完善专门学校相关制度,同时确立分级处遇模式与处遇阶梯,做好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衔接,完善转回程序、期后追踪与可逆机制,方可以达到低龄涉罪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制度体系化设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