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暴力摧毁,从此犹太人流散四方。借住在欧洲各国的犹太精英在其国家覆灭近两千年后,为了让犹太民族拥有可以依靠的政治实体,四处奔走呼号,寻求复国可能。在他们的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此展开。只不过,这一场世俗政治运动终究与犹太民族深厚的宗教根源相冲突。可以说,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宗教一直是犹太民族性的决定性标志。因此,犹太复国精英们想要调动世界各地犹太人复国的积极性,就不得不求助于犹太宗教的独有概念,如“救赎”、“应许之地”。犹太精英为建国而进行的全范围动员（宗教与世俗）,是以色列犹太社会分裂为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两个阵营的根源。建国后,六日战争、沙斯党成立等事件的发生,不断刺激着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的关系。自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宗教世界更是不断凭借政治力量的增强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并试图以宗教观念与文化影响世俗世界的生活。刺杀拉宾事件的发生,更是昭示着双方冲突到达巅峰。原属于世俗民主国家的以色列,其国家性质开始动摇。1990年代,近百万的苏联犹太人从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超级大国奔向以色列。受到苏联政策影响的苏联犹太人,思想与行为都更贴近以色列的世俗一方,可以说,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强了以色列世俗世界的力量,还对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平衡作用。移民以色列的后苏联犹太移民在不放弃自己原住国的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成为以色列社会的平等参与者,推动了半渗透的文化适应模式的产生,为潜在的犹太移民群体提供更丰富的文化适应策略。多元的文化适应模式为以色列社会注入了新的、世俗的多元文化,后苏联犹太移民将俄罗斯文化、饮食和媒体带到以色列,还积极使用带有俄罗斯特色的游行活动来重申他们独特的文化记忆和移民身份,改造了以往以犹太教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生活,并以“替代婚姻”作为对宗教权威垄断犹太婚姻的抵抗,推动了城市文化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伴随着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后苏联犹太移民进一步组建政治党派,以政治民族主义为旗帜,抵抗宗教党派的宗教民族主义,将以色列社会的目光从“应许之地”的概念转移到被占领土对现代以色列的安全意义上来,为世俗犹太人提供新的政治策略。面对宗教化民族边界的扩张,苏联犹太人以其世俗的民族边界形式阻碍了宗教犹太身份笼络世俗者的步伐。总而言之,后苏联犹太移民的到来,极大的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状况,打断了宗教势力的稳步扩张,为世俗世界提供了人口、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援,使这个国家基本保持了世俗主义的国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