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蓬勃发展。根据咨询公司环球通视的数据,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较多问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中下游；经济创造力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三低”产品(低技术、低单价、低附加值)占据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半壁江山。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此外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需求萎缩,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尤为艰难,矛盾不断升级,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新增长理论的精髓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归因于内生的技术进步。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本国的研发而且依赖于对外国技术溢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日益增多。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1176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455.55亿美元。国内外经贸往来为中国吸收外国技术溢出提供了条件。因此根据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与外部经济紧密联系的现状,从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的角度研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问题是面对国内外现状的必然选择。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首先对内生增长理论、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产业升级以及FDI技术溢出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进行回顾,并通过追踪当前国内外最新和前沿的研究动态,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主要问题。然后运用经典理论并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引入FDI的现状,定性分析我国制造业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的效果、影响因素。接着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统计学的主成分分析法和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通过建立科学的新型制造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客观评价制造业29个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了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在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用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分别与除技术因素外其余各影响因素的交互项来反映不同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测算各种因素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是否有影响?二是从制造业内细分行业的角度研究影响中国制造业国际技术溢出的因素有哪些?三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及提高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跳出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将研究重点转移到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升级效应的研究范畴内。FDI的进入为东道国带来资本和技术。资本是对东道国匮乏资金的补充属于“量”的影响,技术使东道国获得动态比较优势,是对东道国“质”的提升。因此研究者更关注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但是多数研究集中在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传导机制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有人研究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能够反映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第二,本文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研究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往学者们在研究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和传导机制时,较多从宏观国家层面或微观企业层面分析,较少关注中观行业层面的研究。即使从制造业行业层面进行研究也没有注重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差异性。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中观行业层面切入,细致分析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内部产业升级的影响。第三,建立一个新的行业层面国外研发存量的公式。在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借鉴LP法(Lichtenberg F & Pottlesberghe de la Potterie BV①,1998)设定国家层面研发资本存量的形式,开创性地建立了行业层面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公式。第四,将制造业内行业本身的差异性引入到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由于不同制造行业中的生产技术存在差异,并且不同行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技术进步的内涵就不同,并最终导致各因素对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关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单一化、模糊化了行业的技术差异,并未考虑各种因素对不同类型行业影响的异质性。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按照要素的相对投入量将制造业科学分类,分别对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其目的就是将行业本身的技术差异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纳入到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中。笔者将LP法设定研发变量的方式应用到行业层面、FDI渠道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设定中,并根据知识驱动型内生增长理论建立计量模型,寻找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系。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从对FDI的投资方式、行业、国别及地区分布的定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外资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有限,甚至对某些行业的技术溢出产生阻碍。第二,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肯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内各行业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从整体看,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大于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但是本土研发并未促进制造业内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从三大类行业看,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效果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第三,文章以制造业各行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产业间升级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间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到技术密集型行业回归系数依次递减,表明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阻碍了制造业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第四,在考虑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技术差异的基础上,分别对不同类别制造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依次为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市场竞争度；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影响FDI技术溢出效果的第一要素是行业竞争程度,第二是人力资本,第三是市场开放度；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第一是市场开放度,第二是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人力资本的现状与国际技术溢出成反比。这一结果恰恰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投入的人力资本素质较低,与国际技术溢出要求的人力资本门槛相距较大,阻碍了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而市场开放度越高,表明行业参与全球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跨国公司的技术锁定效应越大。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论,本文针对不同类别制造业,分别提出促进FDI渠道国际技术溢出的政策措施：第一,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增进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主要手段。建立人才引进机制,促进内外资企业间人力资本的双向流动；加大人才培养投入,改善人才供给结构。通过以上措施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通过促进外资来源多样化,鼓励行业内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等措施,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格局。内外资企业间的博弈性策略行为,必将有助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第三,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以打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封锁及锁定效应的策略为主。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前后向关联效应,从与互补性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的角度进行突破。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产业关联度高的技术密集型行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加强与跨国公司的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