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继续超越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水平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市场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影响,就业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效应的讨论,备受关注。基于此背景,本文首先利用2008-2015年宏观区域数据实证检验了沿海、沿边地区对外投资对该地区就业的影响。进一步,构造了2005-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数据库,重点研究沿海、沿边地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对该地区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因素(政府参与、外资参与和环境规制)对二者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整体上沿海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对该地区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具体对“一带一路”投资对就业也产生替代效应;整体上沿边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对该地区就业产生互补效应,具体对“一带一路”投资也产生互补效应。关于制度因素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参与能显著增强沿海地区企业到“一带一路”投资对该地区就业的替代效应,显著削弱沿边地区企业到“一带一路”投资对该地区就业的互补效应;外资参与显著增强了沿海地区企业到“一带一路”投资对该地区就业的替代效应,而对沿边地区企业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显著增强了沿海地区企业到“一带一路”投资对该地区就业的替代效应,而对沿边地区企业作用不显著。实证结果证实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就业效应,特别是沿海沿边地区在区域异质性、制度因素作用下就业效应的差异,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政府有针对性的制定指导措施,处理好对外投资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