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政府的权力愈发扩大,虽然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但是不当的权力行使比例也在大大提高。“懒政、乱政”等现象频发,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等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了许多损失。行政诉讼是规制行政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民众运用司法武器促使行政行为合法化、合理化,正确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举报是中国制度的一个创新性突破,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举报制度已经开始运行,极大的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用以规制行政权力、打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举报行为逐步扩大到各个领域,但是举报效果却有所下降,出现了“报而不理,理而不祥”的情况,建立司法救济和举报联动制度,不仅可以使举报制度重新焕发活力,也能进一步促使合理行政合法行政切实维护民众根本利益。举报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个争议不断的问题,早在90年代第一例举报人起诉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直至指导案例77号发布才有所改观。本文以指导案例77号为切入点,通过举报人案例检索分析,挑明暗藏逻辑。通过对我国诉讼模式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变化的考量,基于诉讼模式的客观化倾向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动态扩张,使得进一步寻找举报人与普通行政诉讼原告的相融空间成为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引入“保护规范理论”,重新梳理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逻辑,增加举报人认定的可操作性和逻辑论证完整性。本文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案例研析和逻辑分析。引言处简单介绍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后续部分对指导案例77号作以分析,结合其他案例,理清我国举报人司法实践的脉络,以实例为起点回归理论,并通过理论分析探寻实践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我国当前诉讼模式下的原告资格认定和举报人性质。举报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必然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为起点。原告资格认定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诉讼模式的影响,不同的诉讼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认定标准。虽然指导案例77号对举报人是否符合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一定回应,但仍有不足。为了进一步廓清原告资格认定标准和举报人概念,消除认知视域内的盲点和误点。笔者回归判定伊始,具体而言:经过梳理分析,我国目前诉讼模式仍应位于主观诉讼,但是原告资格标准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其内涵外延在逐步扩大。同时对举报人做明确的概念分析和分类,进一步判断相融空间。第三部分为举报人获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现存的问题和发展环境。行政诉讼基本前提系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无行为则无诉讼。那么举报人提起诉讼必须对行政答复行为性质进行分析,答复行为是否系可诉的行政行为,举报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就形成了举报人诉讼资格的解决的关键性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对目前举报人获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困境加以分析。同时以发展的眼光检视现实,分析其原告资格赋予的可行性。第四部分是建立新的举报人行政诉讼资格认定逻辑并提出发展建议。现存举报人认定逻辑稍显混乱。本文通过引入“保护规范理论”重新梳理认定逻辑,以保护规范为认定起点,以程序利益考量为先手,最后分析其具体利益,建立多层次的认定逻辑并提出原告资格赋予建议。在第三层次具体利益分析中,引入“主观公权利”对私益举报人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降低原告资格赋予的实操难度。同时着重对公益举报人作以论述,通过借助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等提出赋予公益举报人原告资格方法,最后对举报人体系完善提出建议,在诉讼体系转变困难情形下,通过对《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进行扩大解释吸收客观诉讼有利部分,完善当前诉讼体系,解决举报人原告资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