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微观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工业部门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于中国狭义内涵的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和广义内涵下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做了细致的研究。在传统基础设施的研究上,本文除了回归总量的基础设施指标,还回归了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指标;在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研究上,本文同样在总量指标的回归之后,回归分类别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指标;最后,本文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于高科技部门的产出效应,以针对中国政府目前大力推进的工业行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给出一些基础设施角度的考虑和分析。　　本文的回归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传统的基础设施具有显著为正的产出效应,且逐年递增,分类别的传统基础设施中,电信类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最大;　　第二,传统的基础设施对不同工业部门的产出效应存在差异;　　第三,社会性基础设施具有显著为正然而小于传统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分类别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中,科研类设施的产出效应最大;　　第四,传统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于高科技部门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显著为正的产出效应,对于医药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不具有产出效应;　　第五,平均来看,对于高科技部门而言,在传统基础设施中,电信类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最大,在社会性基础设施中,科研类基础设施的产出效应最大。　　根据回归结果,本文提出了政府必须优先投资于电信类和科研类基础设施,加大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总量投资,注重改进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并对于工业部门中影响基础设施产出效应的制度因素进行改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