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劳动供给的重要来源,其劳动参与对于性别平等和家庭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国女性劳动供给表现为劳动力资源优势逐年减弱。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人口结构化矛盾日益凸显,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不断加深,同时,缓解老龄化问题的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基于此,为探究现有人口下进一步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可行性,本文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问题以学龄前儿童看护方式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现代社会,女性为了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平衡,需要在外界的帮助下才能实现,例如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协作、市场购买托幼服务等。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祖辈帮忙照顾孙辈的传统,隔代照料行为既能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维护情感,还能减轻已婚女性的育儿压力,为避免其职业中断提供支持。但近年来,中国城市有延迟退休的趋势,这势必会对女性,尤其是选择隔代照料方式的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中国3岁以下儿童托幼事业的发展较为滞后和薄弱的现状,也不利于幼儿的平等教育和女性就业,这可能是全面二孩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的原因之一,更是对幼儿看护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如何实现儿童看护与就业的平衡成为众多女性面临的难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隔代照料和正式教育与女性劳动供给的相关文献,获得看护方式与女性就业的一般关系。以劳动供给理论、家庭经济学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角色冲突理论为基础,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 年、1993 年、2000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年、2015年的数据,使用Probit模型的估计方法,将正式教育与隔代照料同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进行分析,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使用隔代照料可以使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6%,使用正式教育可以使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8.1%。选取“女性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的数量”作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与未使用隔代照料相比,使用隔代照料可以使女性劳动参与显著提高42.5%,进一步证实隔代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极大地促进作用,正式教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不再显著,但仍为正。从年龄角度看,城镇女性的年龄和其劳动参与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从教育因素看,低教育水平的女性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高教育水平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当孩子年龄处于0-2岁时,对女性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配偶收入的增加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居住在郊区的女性更倾向于提供劳动供给。近年来,中国城镇地区有延迟退休的趋势,并为确保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府应该重视并支持老年照顾者,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同时完善女性就业保障制度与托幼政策,保障各个年龄段,尤其是0-2岁学龄前儿童正式教育的全覆盖与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