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的重要赛场,地方政府对体育的考评标志之一就是全运会的奖牌、积分等量化指标,重压之下,全运会派生了赛风赛纪等负面事件。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机构,对全运会负面事件新闻报道,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负面事件解决。第一届到第六届全运会（1959—1987）中,新华社对其负面事件报道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型,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中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全运会便是其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新华社近7届全运会（1993—2017）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负面事件报道,而学界当前对新华社全运会负面事件报道的研究较少,这也是本文的意义与独创性所在。因此,笔者选取新华社近7届全运会（1993—2017）负面事件报道作为研究。本文以新华社近7届全运会（1993—2017）的570篇负面事件报道（文本来源: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变化。分析发现,新华社对全运会负面事件报道的数量逐届递增,2013年全运会中有所减少,2017年全运会报道中数量锐减。报道主题涵盖内容日益增多,范围日益广阔。报道方式逐渐全面,向全媒体的方向发展。报道体裁逐渐由单一变为多体裁多角度对事件的报道。新闻观念的变化体现在对新闻的认知和价值观念上,其中,对新闻的认知变化主要体现在负面事件报道更客观及时,报道中“组委会”的主观倾向性有所减弱;对新闻的价值观念取向变化则展现在对负面事件的报道中越发侧重于体现人文关怀。本文以新华社近7届全运会（1993—2017）负面事件报道的变化为依据,结合对新华社体育部副主任周杰访谈,分析了新华社近7届全运会（1993—2017）负面事件报道变化的原因。数量的变化与以下三点密切相关:中国体育内涵丰富,赛事报道多样化;媒介技术不断变革,编辑发稿灵活化;监管机制日益完善,体育赛事规制化;主题变化的原因与负面事件的诱因日益复杂相关。形式的变化与拓展新媒体展现全媒体新貌,信息化时代媒体间竞争加剧有关。体裁的变化与新华社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深度报道的拓展加强有关。新闻观念的变化,则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新闻观念更新,媒介生态环境推动新闻观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