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同时受到不少诟病。华尔街的蜕变,不仅暴露了银行业的脆弱性,也引发了有关未来银行经营模式与转型方向的思考。尽管当前欧债危机仍在发酵,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持续向好仍然缺乏强有力支撑,但总的看,危机发生后,那些经营范围狭窄、资产规模偏小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和逆周期经营能力也相对较弱,而长期以来坚持走综合化、国际化经营道路的大银行,虽然在危机中也遭受了一定损失,但生存发展能力普遍较强。可见,与小银行相比,大银行往往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要成为一家大银行,既可以通过内源积累的方式逐步成长,也可以通过并购等途径快速做强。根据汇丰、花旗等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但凡能最终成为大银行的,既要重视内源积累,也应不失时机地通过并购跨越赶超。为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虽然类似“银行并购到底创造多少价值”的讨论不会完全停止,但银行并购显然仍是一个极具理论探讨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所以,本文的出发点就是以提升中国银行竞争力为目标,以深化金融改革为主线,以银行并购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剖析银行并购这一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对银行并购的动因、绩效及绩效的动因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对银行并购的研究已经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针对银行并购的动因,概括提炼了包括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交易费用、降低风险动因、获得协同效应等在内的一系列观点；同时对并购绩效的研究,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高起点和诸多有利条件。为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精心选取“中外比较研究”这一新的视角,即通过比较中外银行业并购在动因、绩效及绩效的动因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更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力图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并购活动提供一些参考借鉴。概括起来,本文提出了这样几个初步结论：一是强调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并购仍是中国银行业做大做强、追赶先进的重要途径,应当继续鼓励、大胆实践；二是强调银行并购必须坚持开放姿态和全球视野,不局限于国内,不排斥外部力量,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强全方位合作,在引资的基础上做好引智、引制等工作,用他山之石攻克己玉,提升发展能力；三是强调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规则,为我国银行业并购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政策支持；特别是,要在坚持效率、安全、适度规模等前提下,尝试推动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金融机构与部分工商企业之间的渗透,努力在中国金融中心城市打造若干个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实力的“金融旗舰”,支撑中国银行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角逐中扩大话语权,赢得新优势。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从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出发,对并购的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国内外有关并购的研究成果做了综述,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全文的结构安排做了介绍。第二章为中外银行并购比较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构成全文分析框架的三大视角：动因视角、绩效视角以及绩效的动因模式视角；总结了宏微观两大类动因,提出了财务及生产率(规模、技术)两大绩效评价指标,并分析了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类型,就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初步提出了两个假说,为后面章节的比较分析奠定了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为中外银行并购的动因比较。通过对近百年来并购历程的回顾,着重分析了国内外银行业在不同阶段实施并购的主要动因及其变化；概括了不同并购动因的基本特点,为今后国内银行的并购行为提供理论借鉴。第四章为中外典型银行并购的绩效比较。介绍了国内外银行并购的典型案例,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花旗银行与工商银行、汇丰银行与浦发银行曾经实施的并购行为进行绩效分析与比较,分别采用财务指标因素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进行分析,得出绩效比较的综合结论。第五章为银行并购绩效之动因模式的中外比较。通过选取若干变量,基于DEA测度值,并就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在数理统计意义上揭示中外银行业并购绩效动因模式的不同特征,从而为下一步推动我国银行业并购良性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通过计量分析,在经验上部分验证了本文第二章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第六章为推动我国银行业并购活动健康开展的政策建议。分析了国际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我国银行业并购的障碍与困难；结合前面章节的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实施并购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锐意创新：一是着重对银行并购进行全面的“中外比较”,并从并购动因、并购绩效、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三位一体”的视角,构建了并购比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说,单一对动因或绩效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动因和绩效结合起来,对“绩效的动因模式”进行论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国内银行业并购绩效与国外存在差距的体制性原因。二是搜集、整理、汇总国内外典型银行的大量年报,用“中外比较”的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案例分析。本文重点收集了自2000年以来工行、中行、建行等三大国有银行,招商、浦发、兴业等三家股份制银行,以及摩根大通、花旗、美银、汇丰、渣打、日本三菱东京FJT等六家国外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进行DEA(数据包络)分析与回归分析,得出了上述银行并购的绩效比对结论。本文在第五章引入参数分析方法,基于Ricardo Correa(2008)的回归模型,将“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两大指标设为DEA分析的测度值,分析了宏观动因与微观动因对并购绩效的不同影响,提出并验证了本文第二章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假说一：在宏观动因模式下,宏观动因对银行并购绩效的规模效率必然在统计上显著,而对其纯技术效率不一定在统计上显著；当且仅当宏观动因属于内涵式跨国并购时,其对并购的纯技术效率在统计上也为显著。假说二：出于微观动因的银行并购,其内涵式增长动因对纯技术效率在统计上显著,其外延式增长动因对规模效率在统计上显著。详见第二章。)应该说,一直以来,有关银行并购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使用DEA测度方法与财务指标因素分析法,较少使用参数方法进行计量回归,而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三是用比较充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综合经验判断与数据支撑,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实施并购战略的政策建议与具体策略。本文在第六章提出了六种并购模式,并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应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国内有条件的银行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失时机实施并购,用微观动因(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并购行为,同时满足政府鼓励并购的宏观动因(稳定中国金融体系、提高对外竞争力)与银行实施并购的最终目标(提高“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两大指标),做到政府与银行双赢。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一是因为国内银行并购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特别是未发生过类似花旗银行并购旅行者公司这样的“强强并购”,力量悬殊的“强弱并购”不足以说明并购方通过并购带来的业绩影响,所以对并购绩效的分析能说明问题,但缺乏精确度(当然,2010年8月中国平安以其持有的平安银行90.75%的股份以及部分现金认购深发展52%的股权,交易金额达到291亿元,并于2012年1月份宣布即将把深发展A(SZ000001)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可以作为今后研究国内“强强并购”的典型案例)。二是本文说理较为充分,能够揭示一些趋势和规律,但搜集的统计样本和数据仍然偏少,难以对并购绩效进行充分深入的定量分析,降低了本文分析过程与所得结论的严密性。这两方面将是本课题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