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学是宋代官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社会史的视角,从州县学的存在形态、州县学的相关制度与运作、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州县学、州县学中的诸生和学礼等方面,探讨宋代州县学的形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期更为细致、深入地呈现其诸多面相,从而深化学界对宋代州县学的认识。在宋代,州县学的选址深受风水文化的影响,理想的基址兼具“东南文明”之方和“山川亢爽”之地,治南之左和处士闲燕乃宋人仿效三代学校之制而形成的不成文的建学规则。州县城市结构中,官学与官署区联结是普遍的现象,体现了宋人政教合一、政学一体的理念,并且官学与民间祠庙等共同组成了供士民游览的文化景观。自北齐以降,由孔庙祭祀空间和学校教学空间构成的“庙学制”成为中国古代普遍学制形态,宋代庙学关系经历了学废庙存、庙建学舍讲堂、即庙建学,又回归依学立庙古制的复杂嬗变,形成了庙学并重的格局。或因古礼,或因旧制和京邑官学之制,地方官学布局形态呈现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三种类型。宋代士大夫通过讲堂斋舍命名、经史阁藏书、皇帝御书和御书阁、刻立碑石、先贤画像等可视化的实物元素建构了地方官学的政治、思想文化寓意。这些元素不仅是实物,更是蕴含和渗透士大夫知识、思想观念和规训话语的一种景观隐喻和物化表征,从而使地方官学空间成为由若干功能性建筑和实物景观构成的、蕴含宋人观念、权力和规训话语等多元政治思想意涵的建筑空间。同时,不同社会权力群体致力于塑造地方官学空间并宣示自身权威。具体而言,帝王基于“天子命之教,然后兴学”和“一道德,同风俗”的治理理念,采用颁诏兴学劝学、降赐御制御书等“柔性”方式向天下臣民宣示皇帝权威,彰显尊儒重道、学校教化、劝育人才的意图,构建英明仁义的圣君明主形象;士大夫援引汉儒董仲舒“郡守县令,民之师帅”之说和“为政以教化为先”的理念,通过谒庙诣学、兴修学校、建立祠祀,宣示和推行国家意识形态,巩固地方社会统治秩序;地方士人秉持“非居位为政”的观念,建言献策,积极助力地方官学的建设;民众一方面出资、捐材并参与具体施工促进地方官学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国家权力觊觎、侵占地方官学学田及养士经费,干预和危害地方官学的正常运转。就地方官学而言,宋代地方社会形成了以地方官府和守令为核心,以士人、民众等多群体参与的多元权力结构,并通过官学事务和举行学礼展开互动。为了推动兴学和官学发展,宋廷创置提举学事司,制定荐举、考试两种教官选任办法。宋代诸生的入学年龄一般为十至二十岁,且须通过相关考试,方可获得入学资格和学校提供的膳食补贴。诸生的家庭背景较为多元,其主要学习内容为经义、诗赋和策论,且所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密切相关,并随之变化而调整。崇宣时期,朝廷免除诸生的丁役;到了南宋,朝廷不再施行这项政策,很可能是由学校主管向地方守令请求免除诸生的一部分丁役,给予一定的特权。因官学教育与科举分立且为解决科举取士产生的弊端,宋代士大夫打着恢复三代“乡举里选”的旗号,试图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即养士和取士结合起来,但始终未能成功,宋人尤其是理学家憧憬向往的三代乡举里选成为一种空想。赵宋一朝,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分立,但学校教育受到科举取士的深刻影响。为重建地方社会统治秩序,宋代帝王和士大夫效法三代以学校教化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路径,兴修学校,将士人聚拢到学校之内,力图使学校和士人成为辅助国家推行道德教化、移风易俗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和士大夫的共同推动下,儒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理道德被确定下来,通过学校空间得到宣扬和传播,指导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学校也成为底层民众反映民情民意的通道。通过确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体制,赵宋国家得以实现和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