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土地储备(或土地收储)制度起源于国外的土地银行制度,1996年以上海为首个试点,发展于杭州、武汉、青岛等地,后推广到全国并沿用至今。然而,在我国历经二十余年构建起的土地储备制度体系,并没能对收储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权益分配问题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政府收购原土地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后,在评估土地价值的标准和补偿原土地使用权人的方式上,或是生硬地套用了土地征收的评估标准与补偿方法,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利益;或是所制定的地方性规范虽然具备了实践中操作中一定的合理性,保障了各方利益,却不能从制度角度给出明确、合理的规范依据作为支撑。究其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法律体系存在问题。首先,我国的土地储备法律体系中存在“上位法位阶较低且规定模糊”的特点,将立法权下放至地方政府层面后,这一特点恶化为各个地方的立法之间不成系统、标准混乱、甚至互相冲突的弊病。仅浙江省内十一个城市的土地储备地方性法规中,就存在五种迥异的权益分配规定。其次,收储过程中还存在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收购价格组成的模糊等问题。使得在既有制度下所形成的以“市场为主导的上海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杭州模式”以及绍兴所采纳的“折衷模式”等,所制定的规范均难以从经典的产权理论、地租理论、土地发展权的理论中找到恰如其分的理论支撑。面对土地储备制度的权益分配问题投射到现实中所展现的痼疾,加上制度与理论之间存在矛盾,笔者希望找到现实的出路。为此,提出两个层面的观点,一方面,在权益分配中应当注重实体的公平,另一方面从立法角度应该对现有的土地储备制度作出更加明确、有效的规则制定,从而完善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体系,缓解权益分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