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积累和消费等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形成了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和高积累以及低消费和低闲暇的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经济理性主要是指农民家庭收入来源构成上必须有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为了保障家庭基本经济生活,必须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目的理性是指家庭伦理和文化影响农民的生计安排,农民家庭在劳动-闲暇之间做出权衡,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做出均衡选择时,这一行为并不纯粹由经济理性决定。目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差别在于其决定经济决策的动机不同,经济理性下行为选择产生于生存压力和家庭经济支出压力。目的理性则产生于家庭伦理和道德规则。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伦理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家庭伦理支撑下,农民家庭可以进行很多经济理性上无法理解的生产经营实践,如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保持较低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保持劳动对闲暇时间的较高替代率。进而,在恰亚诺夫所讲的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均衡点。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有节余型经济和生活型经济两种类型。北方农村节余型经济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更加注重劳动生产和财富积累,并通过减少日常性开支和闲暇时间来实现家庭经济的充足节余,进而得以满足农民家庭大宗消费需求。中部农村生活型经济类型则在劳动投入上有较低忍耐度,农民家庭的积蓄也是以生活消费为前提,生活型经济态度主要讲究生活而非生计。这种经济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主要与家庭伦理责任和村庄社会结构有关。在当前形势下,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打工经济中开始计算劳动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力投入和辛苦程度,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更加注重短期消费和娱乐。这种变化与小农理性变迁有关,即经济理性凸显、目的理性弱化。经济理性凸显主要是农民家庭开始在经济成本核算基础上做出行为选择,还表现在农民家庭在打工经济和城市消费文化影响下呈现出消费主义观念和经济态度。目的理性弱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伦理责任上的约束减弱,并不一定尽全力积蓄家庭财富以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而是表现出对当期生活享受的追求。另外,村庄社会性竞争压力减小也是影响农民家庭目的理性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且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多的由之前注重道德竞争转变为纯粹经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