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速度日益加快，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现代的城市生活与相对传统的农村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二元社会结构困扰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困扰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一个目前不得不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并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做了明确部署，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研究。其实，新农村建设并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在建国以前我国就开展过一场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建国以后在不同的年代也开展了内涵不一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但是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农业逐渐沦为一种替城市、工业提供积累和服务的角色，失去了自我发展的主体地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重新提出，其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形式到内容，从外延到内涵都趋于丰富和成熟。它的提出有许多重要的原因，包括：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政府政策的引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等等。　　 韩国新村运动作为缩小城乡差距，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它是一项政府有目的、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通过具体的村庄建设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从而推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在于：新村运动是一项以政府为主导的系统工程；新村运动立足于乡村最基本的需要，实行分阶段目标管理；新村运动以民侧自发参与和政府指导相结合，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韩国国民的精神启蒙和道德重塑贯穿在新村运动始终，“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逐渐内化于国民的价值观中，成为新村运动得以成功的强大动力。　　 在对韩国新村运动作一基本了解后，提出了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四个社会学方面的启示。其一，社会动员--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就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参与方来说，需要动员的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府、农民及其他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为主导者，农民为主体或受益者，其他人为支持者。就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方式来说，主要有两种社会动员方式：传媒动员；竞争参与动员。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中，应该警惕搭便车现象。其二，社会整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村规民约整合、文化价值整合、法律制度整合、民间组织整合。其三，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稳定器。着重论述了广大农民关心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在养老方面农村应该建立四维一体的养老模式，即个人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四维一体。在医疗方面应该坚持农村医疗保障与农情相适应原则，对于东和中西部的医疗保障政策区别对待，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发展，抓住关键，群策群力，筹措医保基金，夯实医疗保障的物质基础，建立适合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其四，社会化--新农村建设的源泉。从社会化的理论角度提出培育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规范，培养现代化农民的举措。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我国社会学界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相对其它学科来说关注不够，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期望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