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其地域化特征明显。本文以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该时期山右诗歌的样貌、特征及其出现的诗人及其创作做出较为深入详审的辨析,以期探讨该时期山右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和诗人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和贡献,从而发现地域和时代文化和诗歌创作之间的有效关联。经由元明两代,文学的重心已经完成了又一次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并没有掩没山右诗歌的光芒,山右诗歌尽管不如江南诗歌、山左诗歌繁盛,但山右诗人得江山之助,风骨铮铮,弃华崇实,秉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客观上形成了并州、上党、河东、雁北四大诗歌创作中心,形成了四个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以山右地域特点为向心力的创作格局,形成了遗民诗人与新朝诗人、布衣诗人与官吏诗人并存,雄豪与清雅、奇崛与自然共存的创作局面,成为清代地域诗歌中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该选题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其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览,在整理分析清嘉庆刻本《国朝山右诗存》(顺康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现存诗人别集,全面还原分析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面貌。第一章从山右诗歌创作实际出发,认为山右诗坛形成了四个风格各异的创作中心,即河东、并州、上党、雁北创作中心,分析了各中心诗人的分布情况,并收集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人别集存目以及馆藏情况。认为在四个诗歌区域中,并州、上党受时代文化影响更为突出,河东、雁北受地域传统文化影响更大。第二章是对山右诗人身份的分析,认为山右诗人主体构成丰富复杂,有政坛显要、遗民野逸、也有硕学鸿儒,从馆阁到民间、从学界到诗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山右诗人的身影,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廉吏能臣。在不同身份的诗人身上,体现了崇实重节、安贫乐道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儒者情怀。第三章分析了山右诗歌的题材特征,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中的题材大多延续传统题材,如对现实的关怀、对山水的感悟、与亲友的赠答等,山右题材沿袭传统,但在主旨指向上体现了个性特征,山右诗歌多注重情感的表达,多展现内心的图景,少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了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诗篇中弥漫着隐逸和感伤的情绪。第四章是对山右诗歌特征的分析。认为从整体面貌上讲,山右诗人以追求风格上的清刚壮健、语言上的简质朴直者居多,但从个体诗人的角度考察,各种风格趋向又不一而足,从时代特征角度分析,定鼎之际的诗歌多生新辣硬,隐晦幽微,定鼎之后,新朝诗人成长,他们的诗歌则多雅正平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终身生活于山右的诗人诗歌多得江山之助,以清刚壮健者居多,流寓江南的诗人则多受南方明秀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士人的影响,多清丽婉约;诗人的个性特征则更多地影响了乡野村趣与凄冷孤幽特色的形成。第五章从山右地域文化和明清时代文化的角度分析山右诗歌在诗人身份、题材、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认为山右历史的多元化形成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区域性明显的特征,山右民风的悭吝与山右名宦辈出有着密切的关联,山右自然环境滋养了山右诗人的审美意识。下编为个案研究,分别论证“并州遗民诗人”、“上党官吏诗人”、“河东隐逸诗人”、“雁北军事诗人”的诗歌创作特色和成就,文章认为,顺治及康熙前期诗人活动集中于并州文化区,以遗民活动为主,康熙中后期,山右诗坛由并州文化区向上党文化区和河东文化区转移,该区域出现了在诗史上可圈可点的著名诗人。第一章以傅山和戴廷栻为代表,结合清顺康时期并州文化特色,探讨遗民诗歌的特征。人们常以异端称傅山,文章认为,甲申之变,傅山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由异端自居到儒家的凸显。傅山提出了追求自然的诗学主张,其诗歌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本章分析了傅山诗歌风格中奇崛、晦涩与自然的统一。第二章是对上党官吏诗人的探讨,在详细体察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对陈廷敬的“台阁体诗”及其以“和声以鸣盛”来概括陈廷敬诗歌的观点进行辨析,认为这一认识是不恰当的,难以概括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全貌与深度。除了陈廷敬之外,该章还分析了吴碘、张泰交、毕振姬的诗歌创作,虽然他们同是官吏诗人,但各有特色。第三章是对雁北文化区诗人诗歌的分析,以冯氏父子为研究对象,认为冯氏父子雄壮苍凉的诗歌风格与雁北文化区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冯如京和冯云骧诗歌在雄壮风格下的差异则是受时代文化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官吏魏象枢的诗歌创作,认为魏象枢的部分诗歌带有苍凉悲壮的雁北特征,但从总体面貌上讲则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第四章是对河东诗人吴雯的分析,吴雯是王士禛的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河东深厚的隐逸传统,以布衣诗人而终,本章辨证了吴雯不遇的原因,分析了吴雯与其老师王士祺倡导的“神韵说”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分析了吴雯诗歌的创作特色。最后分析了山右诗歌中的地域因素的呈现方式,认为诗歌中对于家乡山水的认同和归宿感是山右诗歌地域特色形成的心理基础,地域民俗生活的展现和方言俗语入诗是最直观的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