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利害关系标准”模糊性与司法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行政诉讼引入保护规范理论并进行中国式表述的现实诉求。由于基本权理论的发展,拥有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身份即拥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以保护规范理论仅适用于对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参照德国及日本的经验,司法实践中使用保护规范理论时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方法。绪论。自我国最高法院2017年在刘广明一案中引入保护规范理论的概念后,许多学者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发展史以及其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展开了研究。相较于既存的研究本文有四个创新点:一是探究保护规范理论与利害关系标准的关系;二是明确查找保护规范的范畴,并论证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不应包含在内;三是探讨“私益保护性”应当如何认定;四是结合典型案例,总结出司法实践中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方法。第一章保护规范理论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保护规范理论经历了从耶利内克主观公权利体系→布勒公权三要件→新保护规范理论→现代保护规范理论的过程。而现代保护规范理论的内涵为,法规范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同样保护个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的私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经历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利害关系标准。而利害关系标准的内涵为,当事人权益有无因行政行为受损的可能,其本质是行政诉权列举主义下的司法裁量问题。第二章保护规范理论的域外适用经验。通过分析德国法、日本法上保护规范理论对程序法规范态度的转变,及德国法上对邻人态度的转变,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参考。第三章国内典型案例。刘广民案中引出了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的概念,并示范了利用保护规范理论查找当事人主观公权利存否的方法;关卯春案中指出只有当事人主张的权利落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范的保护范围时,当事人才享有主观公权利;而联立公司案中更是运用到了保护规范理论的最新发展“考虑要求”。但地方各级法院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法院说理部分缺失、对私益保护性的认定过于严苛等问题。第四章完善保护规范理论的本土适用。使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法规范;第二步,寻找相关法规范中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尊重、考虑和保护的权益（仅指主观公权利,不含反射性利益）,并判断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是否在其中。确定法规范时应当限于公法性质的法规范、不能忽略程序性规定、必要时查找范围可扩张、基本权利条款不能作为保护规范。探寻私益保护性时应当采取体系解释、不应限于授权式条款、必要时可运用“考虑要求”。第五章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再思考,本文从法条和案例两个角度出发,试图探究保护规范理论与利害关系标准是替代还是并行,进而分析两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是择一适用还是全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