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薪酬契约理论被认为可以解决高管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然而,高管的薪酬与业绩脱节,而且当企业利润下降时,高管薪酬没有降低反而增加的现象仍在发生。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薪酬契约没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是成为管理层权力寻租的手段,高管超额薪酬问题凸显。政府补助作为其他收益,在薪酬契约中往往被计入企业利润,但其无法反应高管的能力与努力程度,会让高管不努力便产生高额薪酬,无论是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提高企业的短期业绩,或直接获取这部分福利将导致高管获得超额补偿。如果高管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得超额补偿,将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影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为了缓解这方面问题,很多学者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监督机制对这个问题的影响,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会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鉴于以上讨论,本文研究了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丰富了薪酬领域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司监督机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选取2013年至2016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为高管超额薪酬的来源提供了解释;(2)管理层权力在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高管的权力比较大时,高管将有更多的寻租空间,更有能力和积极性进行寻租行为,并获得过高的薪酬;(3)管理层权力的调节效应根据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非国有企业的调节效应更强,由于国有企业的高管不仅受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的监督,还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监督,因此即使在高管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国企高管的寻租契机和寻租效应都会比较低,因此管理层权力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调节效应更强;(4)监事会规模对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监事会规模越大,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就越弱,它可以监督高管的行为,限制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5)独立董事比例在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越弱,独立董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独立董事的干预形成了对管理层的一种外部压力,独立董事与公司的管理者、股东没有任何联系,可以对高管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利,从而损坏股东的利益。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政府层面和公司层面的相关政策建议。其中,政府层面应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使政府补助的发放更加公平合理;加强对政府使用情况的监管;转变政府的职能。在公司层面,应披露有关政府补助的详细信息;加强公司治理以及平衡管理层权力;改进高管薪酬设计,改进绩效考核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