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国有企业作为中坚力量,其治理水平与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存在必不可少的联系。根据最优契约论,合理有效的薪酬契约可以激励高管付出努力去提升公司业绩,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随着社会上“天价薪酬”的话题越来越热,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但是自限薪令出台以来,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脱钩,甚至有企业出现薪酬反增长的势态,最优契约论受到质疑,管理层权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最优契约不优的缘由。为此,本文基于中国2009年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为背景,研究政府补助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并对管理层权力的调节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与政府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具有比民营企业更大优势来获取政府补助。对国企高管来说,由于政府补助的低成本或者无成本,以及政府补助带来的大量现金流极易使高管产生投机心理从而发生寻租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补助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被计入其他收益或者营业外收入中,可以润色企业的利润。由此更容易影响高管的自利行为,最终体现在高管薪酬上。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剖析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途径,从政府补助出发来研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并分析管理层权力的调节作用。针对区域因素进一步细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对比分析政府补助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具有调节作用,高管超额薪酬与业绩呈现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管理层受到更多约束,高管寻求超额薪酬空间受限,中西部地区高管获取的更多超额薪酬的现象较为明显。说明管理层权力在中国国有企业薪酬改革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监督作用迫在眉睫,对中西部地区公司治理方面更需要不断改进。通过理论与实证结合分析,最后对政府补助的发放、提高使用效率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