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概念几乎人言人殊,不仅在不同的时代、甚至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使用者那里,意识形态也被赋予了极其不同的内涵。众多的研究者为何会如此钟情于这一概念,并赋予它如此纷繁复杂的内涵?本文退回到意识形态概念降生的起点,以理性为逻辑主线,追溯了她在特拉西、马克思、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及齐泽克那里的用法。　　 特拉西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最初动机是希望通过探讨观念的认识论的起源,去除掉非理性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等观念的蒙蔽,确立起科学的观念意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特拉西那里体现的是对观念或认识的起源、边界、可能性与可靠性等问题的思考,它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非理性的宗教蒙昧等相对。　　 可是到了马克思这里,这一概念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变,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本身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使得思想观念转化成意识形态的,是在于资本主义市场领域(自由交换的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领域中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掩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矛盾的遮蔽,在此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平等和等价交换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现实观念都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使用,超出了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范畴。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高度批判时,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和非理性已经开始动摇一些哲学家对于进步和理性的信任,转而关注并强调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尼采的哲学即为其中一例。尼采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颠覆旧的道德体系。尼采批判的锋芒直指基督教的上帝和传统哲学的理性。不仅如此,在尼采看来,甚至知识、真理和科学观念本身也都不过是用来维系生命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由基督教上帝和传统形而上学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崩溃所导致的双重结果必然是对非理性的感性肉体生命的肯定。　　 批判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了理性的工具化与科技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指出启蒙一方面是人类以理性取代神话,通过不断征服自然确立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压抑和自我异化的过程。理性本身被工具化了,启蒙变成了神话,科学重复为启蒙理性早前所批判的意识形态。事实上,理性的意识形态化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且蔓延到了文化领域,在文化工业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众也就成了带着镣铐的舞者。　　 福柯则反思了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的核心问题:理性是什么?其历史后果又是什么?早期他通过考古学的考察揭示出主体乃是由知识建构起来的——知识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个体主体化过程的缩影,后期福柯则走向了关注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权力谱系分析,通过揭示主体乃是由无所不在的权力之网进行的规训所造就的,福柯实践着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批判。　　 与福柯不同,德里达对传统理性主体哲学的批判和解构是由文字开始的。德里达试图从文字入手来研究形而上学的自我克服问题,这种研究的策源地就是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阅读,由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语言的研究开始,他一直追溯到语音文字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整套解构传统理性主体的独特话语,方法论上他的研究也由传统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变。　　 哈贝马斯呼吁修正启蒙理性的计划,提出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批判,并主张从交往合理性方面对理性进行重建。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未遭扭曲的交往”来实现,只要人们愿意就有争议的话题展开理性的讨论,发展一种交往行动理论,将有助于重建现代性。　　 齐泽克关注的则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起源。由拉康无意识的主体理论出发,齐泽克揭示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并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传统以误认为基础的天真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社会存在的内在本质。意识形态如果还是面具,那么这种面具并不仅仅掩盖事物的真实状况,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融进了它的本质之中,这就是现今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之后,无论是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还是哈贝马斯所实践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都或多或少仍然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能方式只能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来确定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力量。事实上,在任何既定的时刻,使得某种特定的观念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并能够占据某种主导位置,是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实践背景而加以考虑的,因此,本文最后提出,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真正找到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