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直接影响着税收立法的根本方向,厘清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必要的前置问题,地方财政适度自主的价值追求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对有关税收立法事项进行了相对的法律保留,然而地方是否享有税收立法权在该法中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通过观察我国的税收立法实践,可发现地方税收立法权以法条授权立法的模式存在着。地方税收立法权在税收立法实践中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却有着一系列不规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权力的法律依据来源位阶不一、权力主体不统一、类型和范围不明确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方面。为了在税收立法事项相对法律保留的情况下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笔者主要从纵向授权立法的理论支持以及法解释学角度出发得出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必须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并维护中央的立法权威,赋予地方有限立法权力。随着税制改革的去行政化,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权力主体限制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且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冲突。关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类型选择,在保持法条授权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可考虑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专门决定的形式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特别授权立法,以适应税制改革的实际需要,并对地方税收立法的范围予以明确。上述建构路径的运行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支撑,故还需要在具体建构路径中适当修改相应的法律。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还需要严格的监督机制予以配套,并且可以借助此次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建构事项落实我国的合宪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