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因素之间的互动下产生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和主体，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可以从这一主体中体现出来，农民工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其结果给予了农民更多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机会，人们的行为模式在其文化观念产生了变迁之后，也随之发生变化，构筑着再行为的条件。社会与文化是并存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必须配合文化的变迁才可能深刻改变社会的面貌、改变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个体。所以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一次观念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运动。精神世界的改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不断加快着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农民工的整个行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影响着、甚至是决定其行为的是不断处于变迁中的思想、观念等组成的文化。无论是外出时的动机、外出中的现实体验，还是返乡后的经历都经受着观念的支配，并且现实地体现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型，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关系到生态环境、传统文化、生活习俗、文化认同、交往心里与需求等一系列变迁过程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实地调查开展研究。透过那地处偏僻、遍地高山的永康乡，我们看到了现代性交往与流动对乡村社会发展的触动和影响，尤其是农民工给民族地区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看到的是他们在对内对外社会交往中、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中所带动的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镜像。经济上，当地许多农民工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镇，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为当地各项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和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方式得以改进；政治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更加便捷，受城镇民主法制观念的熏陶，当地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同时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也需要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解决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纠纷；文化上，通过人口流动，强有力地冲击了当地农村居民固有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建立起全新的、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价值评价体系，社区的文化种类更加丰富，影响和改变了输出地封闭落后的文化状态。人口流动实现了跨区域的人际交流，使现代先进的城镇文明辐射到了乡村，促使了当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从主流上看，打工经济浪潮下民族地区是在不断进步、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但也不应忽视其给当地所带来的困境，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应该制定有效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