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剧增,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宏观环境背景下,企业国内外经营管理活动将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只有采取措施增强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认同,强化企业社会认同,才能稳定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此外,面对信息时代带来信息、知识的碎片化,人们对企业的认知日益模糊,企业社会认同面临认同解构的风险,亟待企业重塑社会认同,明晰企业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份和形象。在这一背景下,制度逻辑作为宏观环境的反映,与企业合法性关系密切,故可以作为影响企业社会认同的前因变量,对企业社会认同塑造乃至重塑发挥作用。在梳理制度逻辑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本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理论起源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文化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理论引导下被制度逻辑学派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理论,并逐渐形成了以国家、市场、公司、社区、宗教和家族为核心的制度逻辑分类。据此,本研究给出符合中国情境的制度逻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制度逻辑、政府逻辑、社会逻辑的文化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实现制度逻辑微观基础整合模型与管理学理论内容的融合,一方面,本研究认为制度逻辑所彰显的文化内容嵌入在组织中,会成为企业重要的信息资源,且制度逻辑理论关于文化知识激活在可用性、可获取性与活性三个方面的理论阐述同企业信息配置能力存在理论互通;另一方面,本研究从认知图式出发,通过整合组织学习能力、环境动态性与组织认知图式、企业战略导向之间的相互关系,架构了组织意向性四方格图,实现了管理学层面组织意向性与心理学层面图式理论、制度逻辑理论有界意向性的有效衔接。结合上述两方面在管理学上的理论拓展,以及制度逻辑宏观-微观跨层次模型的研究范式,本研究给出了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社会认同的影响机理。在系统阐述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社会认同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重制度逻辑量表、企业社会认同量表、管理者注意力量表、企业信息配置量表、组织意向性量表(包括组织学习能力量表和环境动态性量表两部分内容)和社会互动量表,本研究运用Mplus 7.4对该影响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社会认同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一是多重制度逻辑对企业社会认同存在直接效应,且会受到类社会互动的调节;二是管理者注意力在制度逻辑与企业社会认同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且会受到企业信息配置能力和社会人际互动水平的调节,组织意向性则会调节企业信息配置能力的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本研究为推动制度逻辑现实应用讨论的关于联想、华为和宝洁的案例,给出企业塑造社会认同在制度逻辑视角下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