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关系的本质是强弱关系。林语堂后期的文化选择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制约。在林语堂“对外讲中”时，对传统的“自卑”和“自恋”两种心态的悄然转化、“东方化”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东方化”的潜在作用，使林语堂走向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林语堂后期“对外讲中”的文本也便成为“混合型”的文本；具有“复调式”的构成。林语堂后期文化选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中西文化综合”。在进行“中西文化综合”时，林语堂将中国传统的精神与西方现代的物质“互补”共建，以世界文化大同为最终归宿。这种“中西文化综合”由于林语堂思维模式的抽象性而成为文化乌托邦。林语堂走向文化乌托邦时，西方话语依然起着制约作用，“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其实是一脚虚(中国传统)，一脚实(西方机器文明)。他的文化乌托邦的核心是以中国传统来补救西方机器文明的弊端，他的“互补”单向地往这一核心滑去，因此他的文化乌托邦只不过是披着“世界主义”的美丽外衣而已；他对中西文化的“抽象”也就不仅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空间。林语堂的后期文本相对于以民族国家欲求为本位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异质性”的。对于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现代性来说，林语堂因此成为极为难得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