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周知,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领域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他不仅是诗人、戏剧家、语言大师,还是哲学家、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徒、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法律人,或者其他潜在的任何可能身份。后世学者逐渐认识到,正是他文本的开放性与创作的普世性使他成为“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的文坛巨星。莎剧的文本魔力与其舞台魅力不相上下,吸引一代又一代古今中外的文人不断发掘与探索,即便如此,总是有人能从其中发现新的宝藏。在阅读莎士比亚历史剧时,笔者发现学界对于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考察,尤其聚焦于莎士比亚的政治倾向,且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是畏于当局、支持皇权正统的保守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代表了隐藏的激进民主力量,当然也有人意识到他文本中的自相矛盾而不敢随意将其归类。在莎翁的众多历史剧中,《亨利六世·中》、《尤利乌斯·凯撒》、《科里奥兰纳斯》三剧都有精彩的民众场面描写,通过对比考察三剧创作的参考史料,并结合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大众政治的历史背景,重新发掘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在第一章中,通过将莎士比亚剧中的民众形象与其创作参考的史料记载中的民众形象,发现莎士比亚对待民众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莎士比亚不同于历史学家,增添了民众的细节描写,让民众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放大了民众的破坏力,突出其非理性、暴戾、反复无常、易受煽动等暴民特点。莎士比亚之所以这样处理,其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古希腊政治传统中存在对平民与民主正当性的质疑与攻击。第二,与剧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有关,其时平民暴动事件频繁发生,政府因此颁布法令严格限制集会活动,剧院群众戏也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莎士比亚可能因此有意丑化民众形象。此外,文艺复兴时代的剧院成为大众娱乐的一部分,并与斗鸡等血腥娱乐项目一起争夺市场,莎剧的群众暴动场面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莎剧暴力背后的狂欢精神对于现实社会秩序的强化或颠覆作用在学界亦是争论不休,莎翁的政治倾向也因此无法得到定论。其实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相信莎剧观众具有成熟的政治批判能力,笔者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一样,也倾向于认为,通过观察剧中民众如何变成暴民的过程,观众能够进行自我审查与反省,莎剧剧场成为一个可以训练观众政治思维的实验室。但笔者依然以为对莎士比亚政治立场作出非此即彼的论断有失公允。莎士比亚更像一位独立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通过戏剧表达了对民主可行性的思索。在第二章中,通过结合考察伊丽莎白时代大众政治的历史背景与三个主要莎剧人物(杰克·凯德,布鲁图斯,科里奥兰纳斯)的悲剧命运,发现莎士比亚笔下政治人物的权力往往都受制或依赖于民众意愿。三人不尽相同的处境却有一样的悲剧下场,其原因都与迎合民意或违背民意有关。需要注意,关于个性人物的描述也均是莎士比亚违背历史的创作。莎士比亚试图说明仅仅迎合民意并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与防止政治腐败,同时暗示了公意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第三章中,笔者通过集中分析《凯撒》一剧中布鲁图斯与安东尼的广场之辩,进一步揭示修辞术与大众政治的复杂关系。发现布鲁图斯之所以败于安东尼,就在于尊贵的布鲁图斯的修辞话语未能迎合民众,而有意将自己塑造成平民代表形象的安东尼处处使用了迎合民众情感与需求的政治修辞技巧,并因此煽动了民众暴动。这场辩论也是莎士比亚对于史料的改编,因此可以看作是莎士比亚对政治修辞术功用的警醒,对于今天的政治仍有启示意义。在第四章中,笔者考察了《亨利六世·中》与《科里奥兰纳斯》中大众政治与法治的张力。在《亨利六世·中》中,凯德叛乱一幕中凯德做出的种种非正义审判其实是对该剧前几出中由统治阶级主导的非正义审判的回应与报复,虽然凯德与其从众犯下了一些偏见与错误,但也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中法律滥用与法制腐败的叩问,并且尤其在民众因护国公冤死而怒起请命一幕中体现了参与正义的可能。在《科里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笔下以武力蔑视法规的科里奥兰纳斯,与依靠民意而规避法律程序的罗马护名官争锋相对,凸显了罗马所面临的法律程序危机。两剧共同构建与体现了民主参与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今的民主政治发展仍有借鉴意义。总而言之,从诸多方面来看,莎士比亚笔下由大众政治统御的世界是灰色的。同样我们今天的世界正面临新一轮民粹主义的崛起,暴露了当今民主政治中许多固有的弊病。笔者希望对于莎剧中的大众政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与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