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重要湿地作为国际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巨大的经济、文化、科学及娱乐价值。为加强迁徙水禽及其栖息的国际重要湿地的合作保护,《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简称《湿地公约》)于1971年在伊朗拉姆萨尔(Ramsar)签订并在1975年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71个缔约国,是全球湿地保护领域影响最大、缔约国数量最多的政府间多边条约。《湿地公约》通过构建《国际重要湿地名录》(List of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简称《名录》)对国际重要湿地予以特殊保护,明确缔约国在保护国际重要湿地时需承担的条约义务,推动各国加强国际重要湿地生态养护以维持全球湿地生态特征。我国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在应对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退化等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构建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湿地综合立法保护体系,采取设立国际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措施,加强国际重要湿地资源的调查、检测等工作。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指定57处国际重要湿地。因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退渔还湿、退耕还湿等工程,我国湿地面积不断增加,生态功能有所增强。但是,我国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污水排放、违法建设、占用湿地对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产生了消极影响,国际重要湿地合理利用机制仍有待完善与加强,全面保护、优先保护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落实。加强国际重要湿地的立法保护是加强我国履约能力建设、承担国际责任的必然要求,对于保护我国湿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的经济、生态价值,分析在国际环境运动中逐步发展确立的湿地保护理念及《湿地公约》所确立的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的基本原则,结合条约义务规则及各国实践探讨我国在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中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基于我国履约实践的成果及不足,我国应结合湿地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通过加强湿地国家立法、完善名录保护制度等履约对策与建议,在全面梳理湿地保护政策基础上,构建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特征的湿地立法理念,将各地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为国际重要湿地及国家各级湿地资源保护、湿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加强《湿地公约》的履约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