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狭窄的学科意识,置身在当代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广阔视野中。语言哲学作为20世纪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极其有力地拓展了人类思辨理性的疆界与空间。从语言哲学所敞开的无限视域来反思与辩护语文教育,将极大地扩展语文教育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层次与境界,促进语文教育研究的真正“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不是一项单一的哲学运动,它不仅是对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哲学“语言”转向运动的整体描述,而且还是对所有与语言有关的哲学思想的总括。尽管语言哲学首先用在语言分析哲学上,但随后其它的哲学运动也都分享着语言哲学的名号。在这个集体名词下,既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分析哲学,也有现象学意义上的解释学语言哲学,同时还有语言学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在语言哲学的视野里,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说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乃是一种人学的重要理论发现。符号世界的发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对于人类总体而言还是对于生命个体而言,都是一件十分令人惊异的事情。惊异是符号本身带给人的一种无形的思想力量,是人类真正思索的开端,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语文教育,应当开启语言作为符号世界的惊异力量,唤醒人自身的创造精神和意志自由,激发人们对于未知世界与神秘事物的无限渴望。不同的语文教育立场和观念则意味着不同的存在论方式,不同的语文教育存在论方式决定了人在世界与语言之间的不同位置和地位,也决定了人的不同的语文生活和精神特质。语文教育的“主体——客体”的存在论方式是我国现代乃至当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存在论方式。在它看来,语文教学(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学习语言文字认识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语文教育中一切神秘难解、精微古奥、繁复深邃、秘响旁通的东西都被严谨而执著的科学认知与分析精神所俘获和修正。不仅语文课堂教学成为一种可以被科学地加以控制与调节的模式化的公共程序,而且语言自身也在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压力下渐渐失去了诗意创造的生命活力,蜕变为口号式的、标签化的、假大空的符号垃圾。语文教育的“在场——不在场”存在论立场是对主客二分立场的一种超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语文教育的认识论功能,也不完全否定逻辑在构造知识世界时的决定性力量,而是要努力把这种关于世界的对象性认识植入人与世界的对话关系之中来把握,把被知识的客观性所排挤到哲学边缘的人的主观创造精神召唤回来,把存在者从片面的知识镜像中带入到人的整体意识的能动的显现之中,带入到语言的无限敞开之中。在语文教育的“交往——实践”论视野里,语文的知识世界不只是静止的命题陈述,而更是人的情感与意志的生动表达;语文的想像世界不只是预设好的可能性,更是被实践不断创造并超越自身的可能性,不只是个人思想内部的超越,而且还是主体间的共同超越。中西哲学大异其趣,从哲学精神、观念方法到语言表述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中西哲学最重要的差别乃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产生西方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观念,亦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所特有的“本体论”。汉语哲学缺乏本体论,不仅体现了中西语言特点的差异,更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西方思维重视推理,中国思维重视直觉。中国哲学“受指主义”的精神气质,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和气质。在哲学气质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缺乏对彼岸的真理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意识,相对于刻板的逻辑规定,更关注对现实人生的体验性思考;在语文教育功能上,对语文教育的情感的唤醒与伦理的规范力量有着更为深刻的意识,因而更关注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与伦理传承价值,忽视了语文教育的认识论价值;在语文教育方法上,反对理性主义的分析精神与精确观念,采用反刍的、模仿的、感悟的、实践的学习方法。纵览语文教育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有两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尤其引人注目。一是被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期的先秦百家争鸣,二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秦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它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理想的语文教育内容范本,而且打开了语文教育通向璀璨的人文世界的窗口,决定了后世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在较短的时期内颠覆了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导致了现代语文教育的真正发生。白话文运动不仅为现代语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工具,而且奠定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追求和思想方法,以迅速普及的启蒙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建旧文化向现代新文化的艰难转型。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的工具主义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语文教育现代价值观的确立上。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刻认识文言文与白话文作为思想的工具与作为思想的本体的内在差别,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已发生的各种争论,理性地确立文言文与白话文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合理价值与功能,是澄清各种模糊观念,突破语文教育的理论局限,探索语文教育现代化新的时代内涵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