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抗战时期的安徽县政改革为研究对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历史视野下，探讨新桂系主政安徽后，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下，为适应环境需要和巩固自身统治，如何在借鉴治桂经验和结合安徽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县政改革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和增强抗战动员能力，巩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通过对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的研究，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战时环境下实现整合，从而为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
　　抗战时期，新桂系在安徽的县政改革既是适应战时环境，增强社会动员能力，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需要，也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遏制中共势力发展，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既是特殊政治军事环境下的应对之策，也是传统县政向现代县政转型的继续；既有治桂经验的运用，更有结合安徽实际的考量；既有遵循国民党中央县政改革的总体方针之处，更有针对安徽敌后抗战实际而采取的改革举措。
　　新桂系的县政改革主要体现在县政运行制度、用人制度和县政府职能三个方面。
　　在县政运行制度改革方面，新桂系力图通过集中统一事权、推进政权下移、扩展县政府职能等方式，重构基层政权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增强抗战动员力和社会控制力。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时，根据战时环境需要并借鉴治桂经验，在实行军政合一、调整县府组织机构、加强县政督导的同时，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废除联保，设立乡镇，重编保甲，实行基层“政、教、卫”合一制度。李品仙主政安徽时，全面推行新县制，扩充和强化县政府组织，实行基层“政、教、养、卫”合一。新桂系通过县政制度改革，重构了县政运行机制，提高了县政运行的效能。
　　在用人制度改革方面，新桂系为牢牢控制县级政权，大量任用桂籍人士担任县长，同时在县行政人员任用上注重知识化、年轻化。为加强对县政人员的思想控制和提高能力素质，新桂系实行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训练制度，并任用大批青年干训生担任基层乡镇保长。通过奖励民众举报、加强巡察视导、规范查案程序、严厉惩治贪腐行为等方式整饬吏治、肃清贪污。通过用人制度改革，重构了县政官僚体系。
　　在县政府职能方面，新桂系为应对复杂的战时环境，通过加强县属武装建设和国民兵组训，强化县政府军事和自卫职能。通过合作区域行政化、强力推进乡镇造产、加强物价管制等手段强化县政府经济和建设职能。通过乡村教育的重建、乡镇保小学的普设、乡村社会风俗的改良等方式强化县政府的教育和社会职能，国民教育的思想控制功能得到加强。
　　抗战动员是新桂系巩固统治和坚持长期抗战的必要途径，也是县政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抗战初期，新桂系通过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和派遣工作团，在协助推行政令的同时，广泛发动民众抗战。通过户口调查、异动登记和强化保甲制度等手段加强人力资源控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广泛的兵役宣传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等手段，确保了战时兵员供应。通过粮食统制、整理地籍、土地陈报、粮食增产运动等方式确保了战时粮食供应。通过加强县财政的整理和改革、健全县财务机构等方式实行财力动员。
　　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控制，依赖于乡村精英的努力。抗战初期，豪绅势力和宗族组织控制着地方社会。为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新桂系对妨碍政令推行的豪绅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对贪污违法的土豪劣绅予以严厉惩处，并通过任用青年干训生担任乡镇保长排斥地方豪绅势力。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地方精英的重塑，受到豪绅势力的阻碍。宗族势力的强大也使新桂系感到无能为力。在乡村社会改造遭到豪绅势力的强力抵制后，新桂系不得不作出妥协，对维护新桂系统治的地方士绅予以争取和笼络，反映出新桂系乡村社会改造的不彻底性。
　　抗战时期安徽的县政改革，延续了清末以来国家政权不断下移的步伐。新桂系通过县政改革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地方统治机制，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社会。县政改革增强了政府的抗战动员能力，集中了有限的资源服务于抗战，支撑了安徽敌后抗战的大局。由于政府汲取资源能力的增强，地方税收不断增加，非法摊派呈现制度化，民众负担大大增加。政府与民众的合力因资源的过度汲取而日渐疏离，国家与社会的力量虽在对日作战中暂时形成整合，一旦抗战结束，政府与民众的合作将随之基本结束，代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矛盾、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