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而肥料又是粮食的基础,因此肥料无疑是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社会生产水平制约,国家为农业生产供应的商品肥料基本上处于“寅吃卯粮”的状况,因此在农业生产中贯彻以农家肥料为主的方针,引导农民进行积造肥料。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的肥料问题是在“革命与生产”政治话语的背景下围绕农家肥的积造投问题展开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时期,山西省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分区对农业进行指导,因地制宜的提高粮食产量;第二阶段是“大跃进”时期,为了紧跟中央形势,实现粮食的持续跃进,山西各人民公社将积肥、造肥问题摆在了农事活动的首要地位;第三阶段,1960年冬到1962年,为了解决社员向农业社投肥中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山西各地实行了基本投肥制度,标志着积肥制度走向制度化,随之政府将积肥的重点转移到农业投资和肥料技术的现代化革命上,兴办了许多化肥工业。本文致力于探讨集体化时期国家在号召农民进行积肥、造肥和投肥的历史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国家、技术干部、农民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