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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性高,能够带动上下游钢铁、机械、电子、金融、保险等诸多产业的发展,还能为国家创造可观税收,吸纳大量就业人员。可以说,汽车产业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从引进技术开始,历经初创、成长、全面发展和高速增长四个阶段,在2013年跨过年产销量2000万辆的大关,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与此同时,汽车产业自身发展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问题,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国际贸易红利下降,而能源环境问题加剧。汽车产业的发展亟需寻找新出路。其中,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绩效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创新绩效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借用的研发”,即接收其他主体的知识溢出。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FDI知识溢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影响,而关于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的相关研究非常稀缺。第二,大量文献强调地理接近和知识差距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知识溢出时引入了吸收能力概念,但是对吸收能力的处理比较粗糙,只把它当作一个调节因素或中介因素,深入探讨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知识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第三,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或企业的相关研究,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创新与绩效评价,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尤其是FDI知识溢出对汽车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将知识溢出或者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框架,分析二者对汽车产业影响的文献较少;另外,关于我国汽车产业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文献尚未被检索到,更是缺乏对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对比,以及三种溢出效应在不同性质汽车企业的现实表现。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这里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将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引入研究,与国际知识溢出形成对比,拓展和丰富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析不同知识溢出水平和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二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企业所有制,分析和检验这三者关系在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的表现是否相同,若不相同,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何;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即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在概念界定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将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同时纳入研究,并引入吸收能力概念,阐明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总结和参考已有研究,对处于不同水平的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问题进行分析。然后,考虑所有制问题,提出和分析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表现。最后,以企业的 C-D 生产函数为基础,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构建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数理模型。
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ACF方法测算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因变量;以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知识池为依据计算的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水平等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在普通面板回归不理想的情况下,根据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以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以及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并考虑异质性企业问题,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得到本文的主要结论。最后,以LP方法计算的我国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替代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获结论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结论有:
对汽车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内知识溢出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起促进作用,产业间知识溢出和国际知识溢出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汽车企业的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 U 型变化,而国际知识溢出呈非线性分段变化,且为负影响。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全部汽车企业而言,要想通过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提高创新绩效,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级别。
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为线性的正向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主要为负影响。第二,吸收能力对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当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呈分段变化。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际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将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控制在一定区间;此外,还需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态度。
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 U 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存在影响,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知,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充分提高自身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
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分段变化;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线性的正向作用。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并将国际知识溢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匹配不同水平的吸收能力。
通过对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以及三种类型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可知,整体而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研究为正确认识“市场换技术”提供数据支持,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对于知识溢出方,要更新观念,建立溢出“收益”观,还要鼓励跨国并购,扩大企业影响力;对于知识接收方,要增加知识储备,扩大知识多样性,强化吸收能力,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发展国家经验;对于政府,则应当完善现有的利益补偿机制,弥补溢出方损失;肃清障碍,畅通渠道,促进知识溢出;建立知识交流平台,形成知识溢出网络效应;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对自主品牌研发的扶持力度;等。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学者们关注较少的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纳入研究,构建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深入考察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分析和检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知识溢出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是对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进一步细化。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和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对比和分析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效果,得到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结论。既为深刻认识和合理判断“市场换技术”策略提供依据,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第四,检验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不同效果,并得到一些新结论。民营和外资汽车企业接收到的产业内和国际知识溢出越多,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吸收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国有汽车企业对知识溢出尤其是国际知识溢出的态度并非如此,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国际知识溢出越多、吸收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其创新绩效提升。并据此提出国有汽车企业必须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的态度,也需要把吸收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第五,已有的研究关注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却鲜少有人关注知识溢出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可以说,以往的研究是缺乏反馈机制的静态分析。本文提出并检验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
创新绩效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借用的研发”,即接收其他主体的知识溢出。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FDI知识溢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影响,而关于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的相关研究非常稀缺。第二,大量文献强调地理接近和知识差距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知识溢出时引入了吸收能力概念,但是对吸收能力的处理比较粗糙,只把它当作一个调节因素或中介因素,深入探讨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知识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第三,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或企业的相关研究,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创新与绩效评价,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尤其是FDI知识溢出对汽车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将知识溢出或者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框架,分析二者对汽车产业影响的文献较少;另外,关于我国汽车产业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文献尚未被检索到,更是缺乏对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对比,以及三种溢出效应在不同性质汽车企业的现实表现。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这里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将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引入研究,与国际知识溢出形成对比,拓展和丰富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析不同知识溢出水平和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二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企业所有制,分析和检验这三者关系在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的表现是否相同,若不相同,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何;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即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在概念界定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将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同时纳入研究,并引入吸收能力概念,阐明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总结和参考已有研究,对处于不同水平的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问题进行分析。然后,考虑所有制问题,提出和分析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表现。最后,以企业的 C-D 生产函数为基础,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构建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数理模型。
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ACF方法测算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因变量;以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知识池为依据计算的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水平等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在普通面板回归不理想的情况下,根据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以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以及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并考虑异质性企业问题,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得到本文的主要结论。最后,以LP方法计算的我国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替代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获结论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结论有:
对汽车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内知识溢出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起促进作用,产业间知识溢出和国际知识溢出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汽车企业的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 U 型变化,而国际知识溢出呈非线性分段变化,且为负影响。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全部汽车企业而言,要想通过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提高创新绩效,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级别。
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为线性的正向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主要为负影响。第二,吸收能力对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当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呈分段变化。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际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将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控制在一定区间;此外,还需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态度。
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 U 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存在影响,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知,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充分提高自身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
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分段变化;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线性的正向作用。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并将国际知识溢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匹配不同水平的吸收能力。
通过对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以及三种类型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可知,整体而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研究为正确认识“市场换技术”提供数据支持,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对于知识溢出方,要更新观念,建立溢出“收益”观,还要鼓励跨国并购,扩大企业影响力;对于知识接收方,要增加知识储备,扩大知识多样性,强化吸收能力,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发展国家经验;对于政府,则应当完善现有的利益补偿机制,弥补溢出方损失;肃清障碍,畅通渠道,促进知识溢出;建立知识交流平台,形成知识溢出网络效应;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对自主品牌研发的扶持力度;等。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学者们关注较少的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纳入研究,构建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深入考察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分析和检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知识溢出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是对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进一步细化。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和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对比和分析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效果,得到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结论。既为深刻认识和合理判断“市场换技术”策略提供依据,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第四,检验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不同效果,并得到一些新结论。民营和外资汽车企业接收到的产业内和国际知识溢出越多,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吸收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国有汽车企业对知识溢出尤其是国际知识溢出的态度并非如此,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国际知识溢出越多、吸收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其创新绩效提升。并据此提出国有汽车企业必须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的态度,也需要把吸收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第五,已有的研究关注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却鲜少有人关注知识溢出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可以说,以往的研究是缺乏反馈机制的静态分析。本文提出并检验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