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频发的金融大佬薪酬丑闻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公众纷纷质疑西方发达国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随着国内金融类公司相继登陆沪深两板股票市场以及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公众获取金融业高管薪酬信息渠道透明度也相应提高,金融业高管“天价薪酬”也陆续被曝光。国内金融行业高管薪酬问题的升级引来社会公众的质疑与政府的关注。2009年起国家财政部与银监会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规范金融业高管薪酬。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就当前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展开研究,以揭示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制定超额高管薪酬时是否充分考虑其综合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运用横截面回归模型对2001-2012年国内30家金融类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同时探索了国内金融类上市公司超额高管薪酬与综合经营绩效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对其超额高管薪酬存在正向影响,且金融类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对超额高管薪酬也存在正向影响。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还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在对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目前国内金融业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与超额高管薪酬问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但考虑两者间内生性并没有使本文研究结论发生本质变化。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运用熵值法从盈利能力、成长性能力、资产质量、偿付能力四个方面构造一个综合绩效指标以研究经营绩效对超额高管薪酬影响；其次,设置制度虚拟变量以探讨自2009年起“限薪令”是否影响国内金融类企业综合经营绩效与超额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最后,本文对超额高管薪酬与综合经营绩效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