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被麦金莱总统任命为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长官,开启了他与菲律宾的不解之缘。从1900-1913年这段时间被史学界称之为美菲关系的“塔夫脱时代”。在菲律宾任职期间(1900-1903),塔夫脱遵循麦金莱总统“仁慈同化”的使命,在菲律宾实行了一系列的“吸引政策”,通过政治教育、学校基础教育以及政教分离等政策将美国式的民主带到菲律宾。1904年,塔夫脱回国加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内阁,担任陆军部长一职。在担任陆军部长期间他曾先后两次访问日本、菲律宾,并成功劝说罗斯福总统继续保持对菲律宾的占领。担任总统以后,塔夫脱虽然仍然十分关注菲律宾事务,但由于忙于各种政务,而对菲律宾事务力不从心。尽管如此,塔夫脱还是批准了有利于美菲贸易的《佩恩-奥德里奇关税案》,并在即将卸任时,在国会力阻给予菲律宾独立的《琼斯法案》的通过。在“帝国主义”的20世纪初期,面对国内“反帝国主义者”和菲律宾独立情绪的高涨,塔夫脱一直坚信要保持菲律宾与美国的殖民关系,并一直以菲律宾不具备自治的能力来据理力争。为什么塔夫脱会运用这样的措辞来说服众人?如果我们将它放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明观念”与“帝国主义”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塔夫脱的立论。塔夫脱认为菲律宾就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并不具备自治的能力,需要美国的文明教化。而在整个“塔夫脱时代”,塔夫脱也经常以菲律宾的文明化程度还没有达到自治的水平而反对给予菲律宾独立的权利。本文通过对“塔夫脱时代”的历史事实的考察,揭示塔夫脱的菲律宾政策如何受到当时美国人所秉承的一整套“文明观念”的影响,以及这一“文明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塔夫脱的“帝国主义”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