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法,利用《师陀全集》、《师陀全集续编》、师陀作品单行本的初版本及其研究资料,结合新发现的师陀小说(如“一二·九”三部曲)和研究资料,兼采社会史研究成果,对师陀1931-1951年的乡土写作作一整体性观照。对师陀乡土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澄清仅聚焦于其一两部代表作时容易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困惑,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师陀的文学创作,理解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复杂关系。本文以“革命面临乡土”这一师陀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关怀(亦即本文的问题意识)切入师陀乡土文学整体观的研究,指出师陀1931-1951年的乡土文学创作一直在回应革命与乡土间的紧张关系,力图再现其中的复杂性。但他的努力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个中原因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文体探索的困境。本文以革命与乡土在师陀小说中再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为主线,辅以对其文体成熟的考察,从而试图对师陀呈现的革命与乡土互动关系的发生演变过程进行解读和研究。第一章首先指出,在师陀以抗战前社会图景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已然开始关注革命与乡土间的关系。但是,其所塑造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支中国革命的主力之间的接触既不顺利也不深入(自《鸟》至《马兰》,自《谷》至《无望村的馆主》),两者均遭遇了挫折。如此结局的造成,既有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也有作家独特的文体风格等原因。接续第一章《无望村的馆主》等对文体形式的讨论,第二章对师陀小说的文体流变予以专门探讨。本章研究指出,兼容抒情、启蒙与革命的“小城”文学,因其“系列小说”自由灵活的结构特征,依托小城书写着革命与家国,在书写革命的旨趣上发生了转变,与早期讽刺、嘲弄的写作倾向大异其趣;当师陀赋予长篇小说以抒情气息,处理复杂的大都会或史诗性革命题材时,则显得不敷所用。第三章接着指出,学者们新发现的师陀的“一二·九”三部曲(实际只创作了《争斗》与《雪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师陀在抗战爆发以来创作与思想视野中的革命与乡土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中介,它有机地连接了师陀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果园城记》。如果说《争斗》带出的是对《马兰》的革命知识分子命题的重新思考,《雪原》则通过描写知识分子下乡的故事,将师陀以抗战前社会图景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和乡土两个分离的部分连接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对早期《谷》和《里门拾记》的启蒙乡土的超越,开启了《果园城记》这一1940年代“乡土中国”文学想象的先声。最后,第四章通过分析《果园城记》和由之扩充、延伸而来的长篇《历史无情》这两部作品,以见出师陀创作后期如何回应“革命面临乡土”议题。《果园城记》处理了一幅“乡土中国”的行事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小城生活图景,而《历史无情》展现了革命者对《果园城记》所建构的“乡土中国”秩序的挑战。这革命者的主要来源,是师陀文学想象世界中自《谷》和《马兰》等作品一直延续下来的农民与知识分子群体。以《历史无情》中炮轰小城这一结局为标志,师陀为其探索革命与乡土关系的文学想象不得不划上了句号。总之,通观师陀1931-1951年间的乡土文学创作如何处理“革命面临乡土”这一问题,可见师陀并未简单停留在对乡土的纯审美性观照之中,而是将自己的主体性与社会难题紧紧熔铸在一起,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社会难题。就此而言,师陀1931-1951年的文学创作不仅表现出向革命展开的趋向,同时也更关怀革命遭遇乡土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其文体惯性与抒情气息等,导致其成就未达到其应有的高度。这是一次远非完美的探索,也许可以说,成也形式败也形式,师陀的文体形式和思想观念尚未达到融汇贯通的境界,而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讨论尚嫌不足,师陀的“问题与文体”仍值得我们再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