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标志着我国正式从全国人大立法的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实施框架。同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第3款指出:“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2017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等五部门共同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第2款规定:“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由此可知,我国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具特色的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多阶段的排除规则。但是,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对非法口供的排除主要体现在审判阶段,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审查,综观该制度的运行,其对非法口供排除的效果和水平着实有限。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非法口供排除制度的效力,有必要充分探讨和完善非法口供排除制度的前置程序,即在侦查阶段就注重对非法口供的排除。基于此,笔者将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分别对研究背景、研究价值与创新、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等内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为对我国公安机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概述性介绍。包括对非法口供及侦查阶段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概念界定。第三部分对我国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排除非法口供的必要性分别从防止非法口供对后续程序的干扰,提高诉讼效率;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正义以及促进公安机关依法取证四个角度进行论证。第四部分从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机制、排除非法口供程序的缺失及相关配套机制的不健全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适用的现状。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适用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落实公安机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所面临的现实制约。第六部分则立足于第四、第五部分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非法口供排除制度所适用的具体的建议。主要包括:1、补充完善非法口供排除程序;2、建立检察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3、健全与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关的配套制度。